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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辽河渡1931—1945》
——以市井生活视角再现东北民众14年抗争
来源:辽沈晚报 | 作者:高爽  时间: 20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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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作家杨春风历时7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辽河渡1931—1945》,近日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一部由辽宁作家创作的以抗战为主题的作品,此书又有着与同类题材相迥异的特色,著名作家滕贞甫对此书作了中肯的评价——

  迄今为止,类似题材的长篇小说不在少数,但大多数作品依然沉囿在传统的套路中,即把“斗争”或者“抗争”作为主线,其他种种元素均服膺于这一主线之下。这一路数的作品展现的是人生的非常态,最终呈现的也是紧张、激昂的节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本身的审美。《辽河渡1931—1945》在这方面呈现了不一样的特质,在以小说这种叙事文体推进情节的同时,展现了辽河流域尤其是辽河口文化中丰富的风俗风物,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并不特殊的百姓生活样态,也就是动荡历史中稳定和常态的一面,从容而舒朗,这是很成功的。这种改变既是叙事意义上的,也是美学意义上的。

  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中,辽宁的位置是极为重要而且独特的。从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开始,上溯到1894年甲午战争,辽宁的土地被日寇的铁蹄反复践踏过,这让辽宁人民反抗侵略的形态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独特的样貌,也正因此,抗战始终是被辽宁作家反复书写的文本。

  《辽河渡1931—1945》(以下简称《辽河渡》)为读者呈现的正是这独特的“又一个”:小说以地处辽河口的古埠田庄台为叙述对象,讲述了在1931年至1945年,田庄台几大家族以及社会各个阶层普通民众的遭际。作者以前所未有的耐心、针脚绵密的笔法,白描式地勾勒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再现了文化侵略和反侵略的一般形态,为观察14年间东北民众生活,提供了可贵的视角。

  小说鲜见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也少有令人血脉偾张的抗日英雄,而是更多关注普通民众在被侵略与被奴役背景下的隐忍与坚韧、苟且与抗争,尤其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全景式的普通百姓市井生活的视角,可以说是目前所有反映抗战历史的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对本书的评价——

  文化的侵略常需要刺刀先行,且侵略文化常持有优越感和傲慢。而文化的反侵略则表现为:由对日常生活形态被打破的反感,逐渐上升为民族意识的觉醒。《辽河渡》在普通民众层面描绘并揭示了这个过程,构成了本书最有价值的书写部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对历史的反思,是后来者时刻警醒的姿态。2021年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辽河渡》无疑是对90年前那场战争的一种反思,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或许更为沉重,也更为必要。

  近日,《辽沈晚报》记者对话《辽河渡》作者杨春风,希望以此作为读者走进《辽河渡》也走进90年前发生在我们脚下黑土地的这段历史的入口。

  杨春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盘锦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辽河口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已创作出版《红海滩》《闯关东纪事》《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辽宁地理文化》《盘锦事情:辽河口湿地的城市镜像》《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春归库布其》(合著)等十余部著作,其中《闯关东纪事》《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连续获评第七届、第八届辽宁文学奖,《春归库布其》获评辽宁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2019年度“中国好书”。

作家杨春风(右一)采访中

  叙事的VR视角

  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是完整的。但同时,这些人物又被绵密地编织在了14年的整个历史中。

  记者: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了大型新闻策划《1895—1945中国东北角》,旨在以“文化抗战”的视角来反映东北,特别是辽宁在整个抗战史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那时就已得知您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同样是表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抗战”,但没有想到这个故事写了七八年。

  杨春风:孕育的过程其实还要更长些。早在2009年,为了《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的创作,我收集了大量与辽河航运相关的资料,并采访了田庄台的很多老人,对这个极具个性的古镇生成了极深印象。2010年为了《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的创作,又用大半年时间走访了盘锦市的每个乡镇及重点村屯,从近200位老人那里了解到了当地人的生活史,丰富生动得令人惊叹。《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在2011年出版,《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也在当年进入创作阶段,到2013年,我已确定这两部书不能完全消化业已掌握的资料。与此同时,采访过程中了解的人们在抗战期间的生活片断,也始终盘桓在我的脑海,让我越来越觉得难以放下,便萌生了创作《辽河渡》的愿望。

  记者:感觉您选择了一个不大讨巧的小说结构方式。我们常见的史诗题材的作品通常有两种结构,一种是“英雄式”的,即浓墨重彩地塑造主要人物;一种是群像式的。《辽河渡》接近于后者,似乎又有不同,以老舍的《茶馆》作对比,《茶馆》以老掌柜王利发的视角来串联人物,《辽河渡》则没有这样一个“王利发”,用现在的科技来形容,它更像VR视角,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是完整的,却又不是割裂的,而是被绵密地编织在了14年的历史当中,互相牵扯和影响。

  杨春风:起初也设想过以第一种模式来架构,也有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田九洲,不过随着故事的日渐展开,却发现这个构想中的“英雄”并非是那个环境的产物。实际上随着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我已深感那14年虽是我们东北人独特的集体经历,却从未被郑重地记录,对那一时期东北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也关照得不足,而我有幸抓住了这段集体记忆的零星片断,就觉得有责任也有必要以此为基础将其再现,从而让我们的回顾更明晰,借鉴更冷静。相对于“英雄”的事迹,芸芸众生的谋生求存是那个年代更为引人注目的存在,而普通百姓的生活样态也恰恰是社会的常态,所以有了这种群像式的白描体例。

作家杨春风(右一)采访中

  展现复杂的人性

  当人物活泛起来的时候,他会自作主张,驱使着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令他满意的字句,而不是我的。

  记者:阅读一本抗战题材的作品,我们已习惯于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被侵略者的悲惨,看到剑拔弩张的冲突、电光石火般的对抗。《辽河渡》则显然并未致力于此,尽管阴云始终笼罩着全书,对“断子绝孙”的忧虑也真切得令人感同身受,我们却很少能看到流血,甚至看不到流泪。初看时觉得有点不符合我们以往的认知,细琢磨却又别有一番滋味,这也构成了《辽河渡》迥别于同类题材的一大亮点。这样的安排出于怎样的考虑?

  杨春风:创作过程中我屡屡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书中大多数人不曾预料“光复”那一天,即使是那些相信终会被解救的少数人也无法预知要熬到何年何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并不知道“亡国奴”的身份只会持续14年,而不是更短,也不是更久。这样的未知是令人绝望的。人在绝望的境遇中,为了自己以及一家老小的存活,会做出怎样的努力,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是我深入探索并加以表达的东西,继而发现尖锐对抗或哭泣号啕都并非普通民众的普遍应对之策。同时我也特别欣赏“哀而不伤”的中国古典美学原则,如果说《辽河渡》继承了这种遗风之一二,我就非常幸运了。

  记者:所以,我们在《辽河渡》中充分感受到了人物的复杂性。而这其中最复杂的当数田九洲,他应该是您很钟爱的人物吧?但您也并没有给他“主角光环”,甚至在当地人眼中也始终是毁誉参半。

  杨春风:田九洲确实是我最钟爱的人物,起初也想让他焕发“英雄”的光彩,可叹他不肯……是的,当他活泛起来的时候,他应对世事的方式就由不得我了,他会自作主张,驱使着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令他满意的字句,而不是我的。实际上书中很多人物都有着这样的共性,已经不是我在塑造他们,而是他们在借我复活,弄得我也屡屡被屏幕上的字句给震撼过,发现那远远背离了我的预想。也曾尝试着扳转,却拗不过他们,索性就给了人物以必要的尊重。

作家杨春风(右一)在收集盘锦地区抗战时期历史资料

  值得被继续书写的历史

  最生动的语言永远在民间,最令我惊喜的采访对象是能说一口原汁原味方言土语的人。

  记者:想再说说这部小说的文学性。本书以45万字的篇幅,再现了一幅鲜活生动的地域文化图景。文字的沉静洗练自不必说,还有大量的极其生活化的方言土语,感觉是一部特别适合读出声来的作品。这样的语言风格从何而来?

  杨春风:完全得益于深入的采访,最生动的语言永远在民间。最令我惊喜的采访对象就是那种能说一口原汁原味方言土语的人,有时同行者担心我听不懂,也会善意提醒人家别这么说,我就赶紧说,这么说才最好!我一直钟爱原生态的语言,日常也很注意收集,朋友们也都深知这一点,以至于无论在哪儿听了一句接地气的俗语老话,都会及时告诉我,就这么日积月累地攒了下来。

  记者:感觉您的积累远不是这一部作品所能囊括的。而在《辽河渡》中,还有两个我很期待的群体的故事没有讲完,一个是田九洲的父亲田焕章那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前后的故事,另一个是田九洲的儿子田畴一这一代人在经历了14年的奴化教育之后,会有怎样的人生遭际。有没有可能再看到同样风格的《辽河渡》的“新”故事?

  杨春风:这样的想法确实有的,且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如有可能,或许会继续创作《辽河渡1890—1930》《辽河渡1946—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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