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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记》《森林沉默》的生态文学启示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作者:贺绍俊  时间: 2020-05-20

?  内容提要

  《云中记》和《森林沉默》是2019年生态文学最重要的收获,它们不仅具有明确的生态意识,而且富有人道主义精神。这也许便触到了生态文学的关键。生态文学应该是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是将人道主义推进到更高层次的文学。这两部作品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文学理念。

  关键词

  阿来 《云中记》 陈应松《森林沉默》生态文学


  2019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两部作品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一部是阿来的《云中记》,一部是陈应松的《森林沉默》。不妨将这两部小说称为生态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两部小说又有所不同,阿来并不是有意要表现生态主题的,生与死的沉思才是他写作的主要动机。但因为他一直对生态问题有着自己的清醒见解,这种见解也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他的沉思之中。陈应松则是具有明确的生态意识,他的小说基本上就是在表达他对现实生态危机的忧思的。

  

  阿来一直没有放弃要为汶川地震写一部小说的念头。汶川地震过去十年了,作家再来写它,写什么才会有新意呢?找一些当年没有重点宣传过的救灾英雄人物来写,还是再一次渲染一下地震灾害带来的苦难?阿来显然不屑于这样去做。十年后再来写汶川地震,必须写出今天我们对这场地震进行进一步思考而又有新的认识,我们从这场地震又获得了新的启发。阿来正是抱着这样的念头而写了《云中记》。阿来说,他一直思考的是关于生命,关于死亡,使自己在生命的建构中得到精神的洗礼。《云中记》的确是一曲关于生命和死亡的咏叹调,这其实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在阿来的咏叹和沉思中我读到了许多新的内涵。比如生态意识,它构成了阿来重新认识汶川地震的思考出发点。阿来尽管不是刻意要把小说写成一部反映生态问题的小说,但生态意识使他能把他所要思考的生与死的问题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认识,置于现代文明的新高度上去认识;他所思考的生与死问题不仅属于人类,也属于整个大自然,因此在小说中处处都闪耀着生态理念之光芒。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才是一部真正的生态文学。

  生态理念首先关注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阿来正是将地震置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下来理解的,因此在小说封底录下一段文字:“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阿来就像热爱人类一样热爱大自然。对大自然的爱贯穿于《云中记》中,小说中写到阿巴返回云中村的第三天时,阿来就像一位博物学家,细致生动地描述阿巴眼前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禽鸟虫兽,不仅写到它们的一动一静,而且还写到它们的习性和功用。阿来的文字让我联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和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这两部作品被认为是生态文学自然书写的楷模。阿来就像梭罗和怀特一样在书写自然时完全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其间。所不同的是,梭罗处在工业文明粗暴生长期,因此他将工业文明视为自然的对立面,采取彻底批判的态度。而今天已经进入一个生态文明的时代,人们正在重新认识和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来不再像梭罗那样只是表达批判和激愤,而是对文明的发展充满了期待。批判与期待交织在一起,呈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渗透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描写之中。比如写到罂粟,写到鹿群的出没。小说多次写到了几株罂粟在荒芜后的云中村无意中开花的情景,会令人们想到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有着“纯洁无瑕的颜色”的罂粟,却因为人类而具有了伦理性。又比如小说中写到云中村曾经建起瓦约乡第一座发电站,家家户户点起了电灯。但这次建水电站显然是没有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他们没有进行地质灾害调查,大地于是以山体滑坡的方式给人类提出了警告,在这场滑坡中水电站彻底消失了。阿巴当年是水电站的发电员,也成为这次滑坡的受害者,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傻子。但阿来这样写并非要否定人类创造的发电系统,并非要否定发电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小说就有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设计,阿巴一傻十多年后让他从傻子变成正常人的原因仍然是“电”:“阿巴是被电唤醒的。”这次是因为修了大型水电站,高压线把电带到了云中村。阿来细致描写了阿巴被电唤醒的过程:“阿巴扶着门框摸到了新装的电灯开关。以前的电灯开关是拉线的。现在成了一个按钮。他下意识按一下那只按钮,挂在屋子中央的电灯刷一下亮了。就这么一下,阿巴醒过来了。这灯把他里里外外都照亮了。那些裹在头上身上的泥浆壳瞬间迸散。”在这里,电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文明点亮了电灯,灯光把一个与大地密切相联的家照亮了。

  阿来在扉页上写下了莫扎特的《安魂曲》,表示他写这部小说是要莫扎特神圣而又凄婉的音乐抚慰地震死难者的灵魂。生与死的主题自然就在这无声的音乐中呈现出来。在生与死的主题中也能看出阿来鲜明的生态意识。首先,在阿来的书写中,生与死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大地和自然。人类的生死是与自然的生死相沟通的,人的情感也就会移植到自然草木的情感上去。阿巴在磨坊的巨石前为妹妹招魂时,发现面前的一朵鸢尾突然绽放了,他觉得这是死去的妹妹通过花和他说话。他后来采了一些鸢尾花的种子交给外甥仁钦,仁钦在免职那一天特别想念妈妈,便把种子播在花盆里,小说的结尾则是:“回到家里,仁钦看到窗台上阳光下那盆鸢尾中唯一的花苞,已然开放。”其次,他选择了一个地震后的移民村作为书写对象,移民措施就是一种重新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措施,缺乏生态意识的作家是看不到移民的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作家要么会热衷于写移民措施的对抗,要么会热衷于写灾后重建中人类如何更加强大。再次,小说对现实社会中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包括云中村里贪财的人参与采挖野生兰草,“几年时间,满山的野生兰草就被挖了个一干二净”这样的细节也会通过阿巴的叙述顺便带了出来。阿来还为云中村设置了非常特别的一个家庭,即谢巴一家,谢巴一家“赶着村里分给他们家的两头牛和五只羊上到阿吾塔毗雪山下的草场放牧去了”,从此云中村有了唯一的一家牧业专业户。“虽然云中村人都在追随着时代的变化,但他们也羡慕谢巴夫妇,说,那才是以前的真正的云中村人的生活。”谢巴一家生活的设置就将生态文明的微妙性完全裸露了出来。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不得不回过头去重新检点人类文明所走过的全部路径。事实上,阿巴这样一位代表旧时代文化的祭司,也在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想起过去在祭山神为大家讲述云中村起源的故事时,心里充满了对先人们开天辟地创世纪的英勇行为的骄傲,但是他发现,面对地震造成的灾难,今天他已由骄傲之情转变为了“哀怜之情”。这种哀怜之情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之情。阿来紧紧扣住云中村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信仰做文章,看似他是沉湎于过去,但他又不断地从沉湎中走出来,让过去的信仰与今天的现代科学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突出体现在阿巴与余博士的密切愉快的交往中。

  陈应松的《森林沉默》同样是一部高扬生态意识的作品。小说所描写的对象是神农架的动物、植物和风情文化,陈应松对森林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全篇几乎 1/6的篇幅都是关于森林风景的书写,森林的呼吸以及森林的喜怒哀乐都通过陈应松的文字传递了出来。小说的批判意识非常鲜明,但陈应松似乎也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因为提倡生态理念而能得到完美的调整,森林太神秘,森林又是沉默的,人类还需要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去面对森林和大自然。陈应松将神农架作为自己长期的生活基地,对大自然充满了感情,对环境破坏的现实状况非常了解,也深恶痛绝。他大量的以神农架为背景的小说多与生态问题有关。《森林沉默》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长年来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与阿来相同的是,陈应松也是把大自然看成是一种生命存在,而且也赋予其与人类生命体同等重要的意义,将其置于与人类生命体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森林沉默》的创作谈中说道:“人类对天空、荒野和自然的遗忘已经很久了,甚至感觉不到远方森林的生机勃勃。那里藏着生命的奥秘和命运的答案,人只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之一,更多的生命还没有像人类那样从森林中走出来,它们成为了最后的坚守者。”①在小说中,陈应松是带着对生命的呵护之情来书写森林中的草木生灵的,他对大自然满怀着爱意,大自然仿佛也给他一副喜悦与欢快的表情。他写出了人类与大自然万物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且在他的笔下,这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当你赋予大自然万物以生命意志时,万物也有了自己的灵魂。陈应松要表达的是,我们爱护大自然,是在爱护一个个活的灵魂,我们破坏大自然时,也就毁灭了一个个活的灵魂。这种理念可以说是来自民间社会,但陈应松发现民间的这种理念其实是包含着朴素的生态意识的,因此他将其融入到小说的主题中。小说中的祖父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强烈朴素生态意识的老人,他将白辛树视为家中的守护神,因此他要用白辛树材为在县城生活的孙子打一套家具,祖父认为白辛树的灵魂会随着家具来到县城保护自己的孙子,他也的确在孙子家的水缸里看到了映射出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陈应松的生态意识还突出体现在他对现代性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批判立场。在这部小说中他特意设计了在咕噜山区建飞机场的情节,“要削平九座山头,填平九条峡谷”。建飞机场显然会破坏山区的生态环境,但村支书对此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样一来国家每年要补助村里十来万,村里贫困的问题就解决了。飞机场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象征,在讲述建造飞机场的故事时陈应松明显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但他也把现实的贫困问题摆在了桌面上,生态破坏往往与贫困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难题。陈应松明白这一点,因此他并不是简单地对现代性批判一通了事。他由此讲述了一个非常怪诞的故事:一位研究生物学的女博士花仙竟然与一个带有返祖特征的山里人蕺玃发生肉体关系,并把这种行为当作完成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也许在陈应松的构思中,女博士代表着现代文明,她要让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结合而造出一个更完美的宁馨儿。尽管结局是悲剧性的,但陈应松的意图非常清楚,现代文明已经到了非要进行彻底改造的处境了,这种改造不能指望那些占有现代文明话语权却完全背离现代文明宗旨的权势者,而要靠全社会的觉悟才能完成。

  《云中记》和《森林沉默》不仅具有明确的生态意识,而且也富有人道主义精神。这也许便触到了生态文学的关键。生态文学应该是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是将人道主义推进到更高层次的文学。《云中记》和《森林沉默》就是这样的作品。

  

  《云中记》和《森林沉默》引起我对生态文学的一些思考。

  生态文学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生态文学不仅年轻,也还不是很成熟。当然,中国社会过去非常缺少生态主义理念,社会主流意识基本上还处于“人定胜天”的理念之中。1950年代,有一首新民歌《我来了》非常典型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在这样的豪迈口号中,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也就荡然无存,更不要说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有了要保护自然环境的觉悟,一些文学作品中有了生态主义的萌芽。但生态文学真正形成一定的阵势还是19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客观上也迫使人们开始严肃地对待生态问题。1999年在海南召开了“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不少作家参会,以此为标志,中国当代文学有了生态意识的自觉性,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进入高潮期。韩少功、徐刚、张炜、哲夫、于坚、迟子建、蒋子丹、叶广芩、贾平凹、雪漠、陈应松、胡发云等作家都创作出具有明确生态意识的作品。在这期间,刘先平创立的“大自然文学”特别引人注目,他的作品以大自然为主角,表达了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愿,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生态道德问题。生态文学得到众多作家的青睐。但是在我看来,生态文学因为刚刚起步,并不成熟,尽管许多作品标榜自己是宣扬生态理念,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伪生态文学。所谓伪生态文学,就是对什么叫生态还没有真正搞懂,以为生态就是在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中要贬斥人类的行为。这类伪生态文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人的主体性。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文学,处理好这种关系,必须充分发挥人类的主体性,迷失了主体性的文学,无论表现的是生态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难以真正称其为文学。

  对于生态文学,在我看来,它应该是更高端的文学,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时的产物,它代表着未来,它也是文学面对现实问题的有力应答,但它同时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引,否则我们的应答就对不起未来。如果以这一标准来要求的话,真正好的生态文学作品还不多见。我为什么强调生态文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时的产物?因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对自然生态造成根本性的危害,人类也才能在切身感受到生存危机后形成明确的生态意识,才会有防止和减轻环境灾难的迫切需要。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便是这种迫切需要在文化上的表现方式。

  生态文学改变了以往的文学观,改变了文学看世界的方式。这一改变突出体现在我们要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状态中走出来。人类不再是我们文学中的永恒主角。但是,我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写出真正的生态文学。

  我觉得,首先要厘清的是,我们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是批判人类过去在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霸道和武断,但我们不能因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而完全否定人类文明,否定人类文明所创造的成果。我看到有的生态批评文章认为,像《鲁滨孙漂流记》《浮士德》《白鲸》《老人与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过去我们充分肯定了这些作品所表现的人类在战胜自然力量的过程中张扬个性、实现自我的品质,但这些作品也传达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征服、扩张、违反自然规律、致自然于死地的为所欲为的自大狂妄。我以为这样的生态批评就值得商榷,这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当人类文明还没有达到需要以生态意识来处理环境问题时,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当时的作家以生态意识来塑造人物。我们也不应该以今天的生态伦理道德去要求当时的人物。

  其次,我们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能否定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我们不能以为人类不能成为中心了,就以其他的东西作中心,比方有的提出以地球为中心,或以大自然为中心,甚至要以宇宙为中心。其实,以人类之外的任何一个对象作为中心都是不成立的。所谓中心,是指以谁作为出发点和价值标准。我们要建设一个美好的大自然,什么是美好,是人类眼中的美好。对于大自然本身来说,并不存在美好与恶劣之说,无论是绿树成荫的大森林,还是飞砂走石的大戈壁,都是大自然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对于人类来说,大森林和大戈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尽管人类也能够在大戈壁中艰难地生存下来,但显然人类更愿意在大森林般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因此人类将大森林般的大自然称为美好的大自然,将大戈壁般的大自然称为恶劣的大自然。这就是说,当我们说美好的大自然时,其中已经包含了人类的眼光和人类的选择了,体现了人类的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从根本上说不是“中心”这个词,而是“主义”这个词,当我们把人类的眼光和选择主义化时,也就是把人类完全孤立了起来,把人类的价值标准绝对化。生态意识的觉悟使我们纠正了绝对化的观念,懂得了人类与大自然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我们在纠正绝对化观念时,也不能走向另一种绝对化,即完全放弃人类的主体性。在生态文学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判断都与我们放弃了人的主体性有关。比如以自私来批判人与动物的关系,就是简单地以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标准来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生态文学不能丧失人的主体性,生态文学是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是将人道主义推进到更高层次的文学。

  第三,生态文学不仅要面对自然生态,也要面对社会生态。因为自然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是社会生态恶劣造成的。生态文学要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进行文明批判。所谓社会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理论来描述社会人文的复杂关系。社会人文的复杂关系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构成了社会繁多的制度、信仰、习俗、理念,规定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生态也像自然生态一样,需要各种因素达成平衡、互补,获得良性循环,社会才能得到健康发展。社会生态是由人类依靠自己的思想智慧建构起来的。但是,人类的思想智慧是完全可能出现错误的,人类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人类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态并不完善,甚至存有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反作用。这也就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们早就对自然生态保护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在现实社会中,仍有大量的破坏自然生态的事件发生。因此,不修补社会生态的缺陷,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生态的问题。多年以前,赵本夫曾写过一部小说《无土时代》,他把城市化称之为“无土时代”,这倒是非常贴切。在城市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土地,全都铺上了柏油和水泥。但土地是自然生态的基本元素,有的生态学家提出土地伦理学的理念,呼吁人们善待土地,尊重土地。但赵本夫也意识到,解决城市化的这一问题并非像小说中的农民工私自在马路边的草坪上种上一片稻子那么简单。城市是人类理性的结晶,过去我们绝对相信人类的理性,但今天我们必须对理性抱有质疑的态度。小说中的市长马万里曾经对他所领导和主持的木城建设非常满意,但他后来对此有了反省,特别是发现了城市隐秘处有黄鼠狼在出没时,他醒悟到城市化不仅要依靠科学的理性,也要靠人类与自然沟通的智慧,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生态还要在对自然神性的领悟下进行调整。这就是一部能够将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综合起来进行思考的小说。

  第四,生态危机说到底是文化危机,人类文明是大自然进步和发展的伟大成果,但人类所掌握的改造大自然的知识远远超前于人类对大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于是就用人类自己的手制造了生态危机。这就是一种文化危机,是人类文明发展链条出了问题,解决问题还得依赖文化的调整和更新。生态意识的觉醒和普及是一种进步,但文化危机就像是一种病毒,也会感染到生态意识上,我们应该对此保持警惕。比如今年初,在新西兰发生的清真寺枪击事件,袭击者在事前发布了一份宣言,在宣言中他称自己是一个“生态法西斯主义者”。一些深层生态主义者的激进行动也给社会带来麻烦,一些国家的政府将其认定为“生态恐怖主义”。有些生态主义组织则将生态保护与种族优越论、反对移民政策等政治问题相提并论。

  总之,我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大自然,美好的大自然要靠人类来维护和建设,我们保护和建设一个美好的大自然,其目的就是要让人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人类又是大自然的人类,是大自然孕育了人类,塑造了人类,大自然的盛衰决定着人类的盛衰,人类也许永远属于大自然。

  注释

  1陈应松:《我选择回到森林——长篇小说〈森林沉默〉创作谈》,《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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