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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文学是俗世里来的,但要到灵魂中去
来源:2020年第4期《青年作家》  | 作者:  时间: 20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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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著名作家。1964 年生于浙江富阳。1981 年考入军校,先后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人生海海》等。作品被译成30 多种语言。《解密》《暗算》入选“企鹅经典”文库,2014 年《解密》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2015 年获美国CALA 最佳图书奖,2017 年被英国《每日电讯报》列入“全球史上最佳20部间谍小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曾在成都生活多年,现居杭州。

  2019 年12 月13日,麦家应邀去北京参加南方周末主办的“N-Talk:文学之夜”活动,做了“文学与夜晚”的主题演讲。他本来这天晚上应该出席浙江省政协会议的预备会议,但他喜欢帮忙的性格,不忍拂了报纸朋友的面子,坐飞机当天下午从杭州到北京,晚上做了第一个开篇演讲后,当晚即匆匆去机场再返杭州,不耽误第二天的政协会议开幕式——那也是答应了杭州朋友的。

  在送他从酒店去机场的路上,塞车很严重,时间于是拉长了,将近一个小时。在车里,我跟麦家聊了一些原本就他的新作《人生海海》打算采访他的话题,但是车里谈话不能太正式,因此也不打开录音笔。当时记忆很清晰,以为接下来出差去杭州,再跟他补充聊聊就好了。

  无奈回来接着就是年底的年度好书评选,春节前才忙完,麦家的《人生海海》也入选了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的年度好书。可是这时候,新冠病毒已经肆虐,天南地北的朋友都处于各自的隔离之中,人人都是孤岛。麦家还努力设法在海内外筹集防疫物资。漫长的春节假期,每天看朋友圈的新闻,无心读书与做事。所有人也似乎只关注一种新闻,其他的新闻只能引起讨厌。

  好事多磨,其实最早约定见面是11月初的广州,可是麦家临时变更行程,从珠海直接去了广州机场返回杭州了。原以为北京有时间,可是他把友谊看得重于采访这件事情。

  到了2月底,才想到应该做完跟麦家已经开始的对话,也觉得人们的关注焦点可以稍稍地拓宽一点了。但这时候只能借助网络来进行,短时间见面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跟麦家采取了邮件笔答的方式,因此有些问题可以看出是对已经开始的对话的重新确认。

  《人生海海》是一部关于二十世纪国族历史的传奇小说。主人公上校是神医、出生入死的特工和风月高手,但在“革命”的年代却成了受辱者和受难者,到最后,上校已经失忆,传奇英雄寂寞往生。这似乎隐喻着关于二十世纪宏大叙事的终结。

  至于“人生海海”这个书名,麦家说,这是闽南话,感叹人生苦乐的时候都可以用,有点“人在做天在看”的意味,总的说是偏沧桑的。

  这本小说卖过百万册,麦家暂时不打算卖出影视版权,原因是“我生性孤僻,不爱跟人合作。忍受自己一些毛病已经够苦的了,更不想忍受别人的毛病”。

  我要清空身上的垃圾

朱又可:2011 年9 月,你父亲去世之后到2019年你写出《人生海海》,八年时间你是沉寂的,父亲之死和《人生海海》这部转型之作,有什么关系?

  麦家:父亲去世后,有三年时间我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倒不是悲痛压垮了我,是我自己的问题把我压垮了。事实上,父亲去世前已经病了几年,痛苦已被反复稀释,像一张引而不发的弓,发是一种了结,但父亲选择了一个特定的时间走,让我很难堪,一下引爆了我的问题。那天晚上九点多钟我接到电话,说父亲病情严重,可能要走。我当然回去了,却只守了两小时又溜了。为什么?一个是我觉得父亲一时不会走,另一个是我当时正在赶一部书稿,稿子前半部分已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后半部分在等米下锅,十月一日前必须交稿,只剩一天半时间。我心里默默对父亲说,给我一天时间,等我交了稿再来安心陪你。但父亲只坚持了两个小时,我回到家就接到电话,走了。

  我年轻时不懂事,和父亲关系很紧张,等我懂事了他也老了。2008年,我从成都调回浙江老家,就想陪陪他,尽尽孝心,加倍地还他一些。没想到最后一刻,父亲放空了我,让我很难堪。真的很难堪,一边是没有给父亲送终,一边又必须要给书稿送终。杂志社给我宽限了十天,但那日子哪是写稿的时间?几千字写得我肝肠寸断!我在灵堂上守着父亲的遗体写,在亲人不绝于耳的哭声中写,在荒诞和绝望中写。这不是任何意义的写,这是任何意义的对我写作这件事的嘲弄和惩罚。

  这件事极大地羞辱了我,教训了我。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特定的时间会产生特定的作用。然后我就一点写的欲望都没了,并且完全做好了不写的准备。我不要这种生活,因为写作要经受各种诱惑考验。我要清空身上的垃圾,即使清垃圾的同时把“孩子”一起倒掉也在所不惜。我在父亲去世的床上睡了半年,直到母亲把床拆了,赶我走。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的生活出现了各种问题,像急刹车翻掉的车,许多部件坏了并拒绝去修。我庆幸自己的报废。直到2014年夏天,我在强烈的冲动下开始写《人生海海》。这是我全新的一次出发,不论是题材还是写作手法还是思想情感,都和过去一刀两断。我回到故乡,回到童年,聆听我最初的心跳,写乡村小世界,写命运大世界,写父子情深,写世道人心,写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事实上,正是那些年我重重挫败的心境,落寞中经常回老家舔伤,慢慢地给我蓄起一种新势能,要从故乡出发写一本书。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父亲在天上的安排。

朱又可:爷爷与父亲对你的人生影响和塑造上分别起了什么作用?

  麦家:我没见过爷爷。我记忆中只有小爷爷,是爷爷的亲兄弟,跟我家住在一起。他是基督徒,我从小听他做祷告,对我是有很多正面影响的。我几部小说都写到基督徒,好像这是世界少不了的一种人,其实是我心里的底色。相比,父亲对我影响是反面的,他脾气急,喜怒无常,我很早也很长一段时间心里一直恨他,但有一天你突然会觉得羞愧,为恨而去加倍地爱。

朱又可:父亲的强势与暴力,对你童年的伤害影响了你的一生。你和父亲的关系后来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你与他敌对、憎恨的对象变成你怜悯的对象,这是怎么发生的?

  麦家:孩子最后都会怜悯父母的,随着他们的老去和自己的长大。你的长大可能就是从你怜悯父母开始的。我父亲最后得了老年痴呆症,吃饭要人喂,经常无端地流着泪叫我的名字。如果这都不唤醒我的亲情孝心,那我就枉为人子、人父。

朱又可:父亲最后变成一个失忆的人,这和《人生海海》里上校的结局很像。

  麦家:上校是我理想中的父亲。

朱又可:我记得我们谈过你性格中的硬的一面、韧性的一面。你举的例子是你小时候牙齿向里倾斜,你硬是通过多年的顽强努力,用舌头把它们顶了出来。还有一个例子,一个人寻找到了回水滩里的瓶子?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细节了,能再说说吗?

  麦家:老实说,我不喜欢自己,包括你说的韧性这点,所谓的优点。每个人都有某种天性,我大概是那种特别能咬牙做事的人。小时候我家成分不好,同学们都歧视我,但又怕我,因为都知道我认死理,不认输。身上有股劲,谁欺负我,我一定会跟他一战到底。

  牙齿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天生多两颗牙,换牙时下颌的四颗老门牙不肯掉,新牙往里边拱出来,至少往里斜了二三十度,老牙掉了后很难看。要现在就需要去整形,戴牙套。但我们那时哪有这讲究,难看就难看,没人管的。我自己管了,每天用舌头往外推,梦里都在推,一天推上千次,推了一年多,硬是把它们推出来了。

  另一件事是这样的,大概是我十一岁那年,我哥买了双带铜扣的塑料凉鞋,在当时是很贵很时髦的。穿了没有几天,有一天发洪水,我哥过溪坎时摔了一跤,丢了一只鞋,被湍急的溪流卷走。我妈知道后很心痛,沿着下游去找了几里地,她站在一个湾前,认定这只鞋一定在这湾里。但湾有百十亩地那么大,跟大海捞针一样,怎么找得到?母亲放弃了,我却没有。我连着三天去湾里找,湾里的水很深,洪水期间水又很浑,只能潜水下去用手摸,一片片水域摸。一天下来我浑身起了一层褶子,因为在水里泡的时间太久。没有人认为我能找到那只鞋,但最后我就是把鞋找到了。我身上就有这股死劲,认准的事会一寸寸去接近。包括我后来写《解密》,被人退了十七次稿,折腾了十多年,我就是不放弃。这是优点吗?我不知道。如果让我选择,我可能不要这个优点。

朱又可:可是,我也看到你在一些场合谈到你从小形成的自卑心理情结,这似乎是硬币的另一面。

  麦家:不,是同一面,自卑的人才执着。自负的人只有三板斧,受不了委屈的,自卑的人一般都能忍,忍者无敌。

朱又可:“人生海海”,这个词用于书名真好,可是我之前没有听过,说这个方言的范围是哪些地方、什么情况下人们会说?

  麦家:这是闽南话,感叹人生苦乐的时候都可以用,有点“人在做天在看”的意味,总的说是偏沧桑的。

  《人生海海》麦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写小说要对生活进行改造

朱又可:“上校”的原型,你告诉我,是一个远远目睹过村里国民党退役军人在田里挑粪的形象。

  麦家:谈不上原型,只能说是一个起因。我老家有座老庙,一度香火很旺,“破四旧”时庙里的和尚被迫还俗,庙屋一直空置,成了鸟窝兽窠。四十四年前,村里决定变废为宝,拆掉庙屋,用老砖木造新校,大人负责拆和搬运大件,我们小孩子负责搬小件,主要是砖瓦。山高路远,我才十来岁,一次顶多搬五六块砖,中途要不停歇脚。一次歇脚时,看见一大人,四十来岁,挑一担粪桶,在百十米外的田埂上向山脚下走去,阳光下他浑身发亮,腰杆笔挺,步子雄健。我不认识他,多数同学也不认识,因为他是隔壁村的。有个高年级同学似乎很了解他,向我们兜了他不光彩的底:是个光棍。为什么光棍?因为他的“棍子”坏了;为什么“棍子”坏了?因为他当过志愿军、打过仗,“棍子”在战场上受了伤,只剩下半截。

  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人,但他也再没有走出我记忆,那个浑身发亮、腰杆笔挺的黑影一直盘在我心头,给了我无数猜测和想象。这就是小说的“第一推力”,像鬼推磨,经常推得我晕头转向。他的真实情况我不知道也无需知道,但我想肯定和上校不一样。我也不相信生活中能寻到像上校一样的人,这全然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艺术人物:一个无所不能的能人,又是一个一损俱损的无苦不吃的受难者。

朱又可:你说过,《人生海海》里的父亲和上校是你真实父亲的一体两面,此话怎讲?

  麦家:我是把我父亲打碎了,然后挑了一些碎片造了两个新人。两个人都不是我父亲,但都有我父亲的一些元素和我的个人情感。写小说就是这样,要对生活进行改造,要依靠记忆,又要摆脱记忆。记忆有时是一种情感,没有形象的,但小说必须要有形象。

朱又可:我问你《解密》的写作跟圣经的关系,因为我从文本读到这种线索,你告诉我,你确实在1991年那段写作时期,信了基督教,你一段时间不读别的书,只读圣经。你能讲讲读圣经的个人体会,与你重要的开端之作《解密》的关系吧。

  麦家:我说过,我小爷爷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天天看他跪在蒲团上做祷告,又哭又笑的。它成了最初的恐惧、好奇,也是教育,是我生命中的东西,虽然我一度极想摆脱它,但当发现摆脱不了后,就想进一步了解它。了解它也是了解自己,毕竟它是我的最初,在我心里和血液里。我现在没事依然会读圣经,包括各种佛经也会读。文学需要了解人,这些经书都在讲人的故事,人如何完善自己,如何面对困境,如何从俗世里超脱出来。《解密》的主人公是个没有入教的基督徒,一定意义上和我有相同的出身、相同的世界观。但他身处的时代是那种时代,所以他内心是撕裂的,所以他只能给我们讲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朱又可:好像那次你说过,“爱”是从圣经中体会最深的一个字,你怎么理解这个字的?你缺乏爱吗?

  麦家:我一直在寻找爱,它并不容易找到。

  《解密》麦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暗算》麦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写作这东西有时孤僻反而是好事

朱又可:你写《解密》是1991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时期,那时和之前的文学潮流对你有何影响,或者说怎么从你的作品中看不到具体的影响,没有像其他同时代作家那样明显。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么你讲讲这是为什么。当然,如果有重要的学员朋友,也请讲讲有关人物的故事。

  麦家:读军艺时我跟一堆诗人玩得比较多,写小说的只有阎连科跟我玩得好,但他写的那路小说我写不了,那是一种比较写实的乡村小说。那时我读了大量西方小说,但明显读迟了,等我想学时发现身边已经有一拨拨在学,并且出师了,我要赶潮流已经占不了先机。再说我也不是赶潮流的人。我一直是个独行侠,生活中也没什么朋友,身边的人也很难影响我。我跟中国当代文学是断裂的,我这人本身也没什么时代性。我的写作主要靠自我挖掘,找死角挖,往死里挖。我有一些很独到的个人经历和情感,比如说从小写日记、读圣经,后来在军营中又接触了一些特殊的人。这些经历和感受总的说来使我变得越来越孤独,不,也许说孤僻更准确。我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合流的,为此也受尽了薄待。好在写作这东西有时孤僻反而是好事,当潮流退下去后它们搁浅在那儿,反而成了景观。

朱又可:我自己来解读解读吧:从《解密》《暗算》《风声》到《人生海海》,我都读出了主人公是受难者的角色,是被钉在无形的十字架上,或者说东方或者说中国特有的十字架上的角色。《解密》里的数学天才容金珍,《暗算》里的瞎子阿炳、黄依依、韦夫等,《风声》里的地下党员李宁玉,《人生海海》里的上校军医,他们都是受难者,都担负着责任和来自敌我各方的伤害。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类人物作为主角呢?和你本身的人生体验有何深刻共振?

  麦家:英国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最后他也死在了那儿。有人曾问他,你为什么要去登山,他说:因为山在那儿。我想我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在那儿,在我们身边,所以才去写他们。问题是我为什么眼里只有他们?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内心孤僻的人,永远在受别人的难。

朱又可:《解密》花了11年时间,从写作到发表。上次你说到你每天只能写五百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也跟你说到台湾作家王文兴,他每天比你更少,只写五十个字,但写定后就不再改了,因为已经立稳了。你呢,改得多吗?

  麦家:雷蒙德·卡佛说他很享受改作品的过程,我也是。我迷信,好作品都是改出来的。我还喜欢重写自己的作品,《解密》《暗算》《风声》三部作品我都是先写中篇甚至短篇,然后再写长篇。

朱又可:你的每天五百字,是手写还是电脑写,上午写还是下午或晚上写,一般写长篇的时候,你如何作息?

  麦家:我一九九四年开始用电脑写作,年轻时主要在晚上写,因为白天要上班。现在我规定自己晚上不写,但写着写着,劲上来了,也就犯规了,经常通宵写。作为专业作家,最好是固定时间写,规律的作息是最轻松而易持久的,但我一直没养成好的习惯。

朱又可:《刀尖》写作期间你父亲去世,这部书也是在编辑催稿下匆匆写就的。突破了你每天五百字的原则。后来,你在中央电视台公开向读者道歉,“对自己扇耳光”。在其他场合也说,“父亲的去世是老天做的主,而我作品的‘去世’是我个人造成的,是我在名利面前失控导致的。”这部书我没有看过。另一部很长的《风语》也不是太好的作品。你自我批评,也允许别人批评。

  麦家:任何人都没权力不许别人批评,但你也可以不理人家批评。作品好坏自己心理最有数,《刀尖》和《风语》都是失败的作品,是赶出来的。我这人迟钝,快不来,一快动作就变形了。

朱又可:那么,《人生海海》写作速度呢?从2014 年到2019年,写了五年吧。

  麦家:写《人生海海》时我规定自己,开头至少要尝试5种写法,每天至多写500字;有时感觉好写多了,心里会怕,怕旧病复发,第二天就不往下写,只回头修改;有时忙,写不了,或者感觉不好,写不到500 字,就算了,是“多退少不补”的意思。初稿完成后,我又要求自己至少改5 遍。我似乎跟“5”扛上了,听上去有些傻,但我们做事有时真需要这种傻气。因为人太聪明了,经常爱钻空子,有时连狗洞都会钻,做些硬性规定就是要把自己关到笼子里,苛刻自己。其实最后我至少开了十个头,花了五年时间才磨蹭了二十几万字,平均一天不到200字。

朱又可:《人生海海》,大家评价为转型之作,我也特别喜欢,因为海海,不仅显示生活的宽阔,也有文学的宽阔,而且乡土、泥土味是另一种文学难度。包括语言,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不是那种冷,而是有热度。你说呢?

  麦家:还是你说吧。好话要别人说。

  在一个把伦理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里,羞辱是最高的惩罚

朱又可:你说这部书是你与故乡和父亲的和解,也是与童年阴影的某种疗愈。是这样吗?

  麦家:故乡不需要我跟它和解,父亲去世了也不需要,是我需要和自己和解。

朱又可:人家说你是“谍战小说之父”,你好像不热衷、不领情,或者是早先领情,现在不以为然了。我的看法也说过,不是类型小说,是小说,只不过写的题材是谍战罢了。《人生海海》虽然和你所有之前的作品不一样,但都离不开英雄主题。什么是英雄呢,在你看来?

  麦家:其实是没有英雄。你应该发现,我笔下那些英雄最后没一个善终的,都被尘世损毁。生活有很残忍的一面,你可以顶天立地,但难以独善其身。

朱又可:这部书,写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所能经受的最黑暗的漫长时期,有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上校就是,但遭遇了另类革命的荒诞。面对一团乱仗,英雄末路如何?最要命的是羞辱。上校的“太监”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人扒底裤的。你怎么看待羞辱作为一种普遍和公然的手段?

  麦家:中国自古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刑不上大夫不是不治罪,而是以死抵罪,皇上赐死免刑,其实是为了不辱。在一个把伦理看得高于一切个体生死的文化里,羞辱是最高的惩罚,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矣”。所以,当羞辱人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是文化时,人的噩运就降临,草木不如。

朱又可:其实这一段时期,你还小,痛苦、歧视和侮辱是来自父辈的“另册”身份。具体来说,你父亲为了什么而成为那样的对象?地主?

  麦家:我父亲本是贫下中农,但外公是地主,加上我大伯当过国民党的保长。在那个时代里,父亲这种“原罪”决定他要低人一等,但我父亲生性争强好胜,不甘向人低头,结果被人打趴在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最后被“以言治罪”,打成“反革命”“右派”,连累到全家人。我因为幼小,心灵受的创伤更大,所有罪苦都生吞下去了。

朱又可:我想到,你父亲对待你的暴力,可能与他在外受到的暴力和羞辱有关,外面吃苦,只有回到家里发泄到最弱小的子女身上。他是另类创伤,虽然外表大不咧咧的。你觉得呢?

  麦家:其实我也是这样,外面受了欺负,都怪罪到父亲身上,觉得是他加害了我。在乡下,父母打孩子几乎是合法的,我不会因为他打我几次恨他,恨他是因为他让我生而有罪:他剥夺了我的尊严,包括前途也断送了。

朱又可:你说过,你父亲是满不在乎的人,可是你恰恰敏感脆弱,你遗传了你母亲的部分多些?

  麦家:遗传是一回事,经历也许更重要。一个自小被歧视的人必然会敏感脆弱,正如在动物中,弱者都是敏感多疑多苦的。

朱又可:我和你一样,同龄,也是地主出身。你说你父亲经常揍你,跟他在一起你总是沉默。我父亲也是,我和我父亲的关系也是和你一样。你总说自己不快乐,没有常人快乐。这是你的心理表情,其实也是一批人一类人的,是一代人的痛,只是人们习惯用快快乐乐来表面装点起来罢了。你说呢?

  麦家:我以前也不敢对外说我不快乐,这给人一种你不行的感觉,要掩饰,要装得快乐,这也正常。后来所谓成功了,写出来了,应该快乐了,但还是不快乐,我就不想掩饰了。一定意义上说,是成功给了我一种勇气,坦然面对自己。其实童年也是一个人的故乡,童年不幸福不快乐,像一根尾巴,一辈子都剪不断的。你能剪断故乡吗?到天之涯它还在你梦里,魂牵梦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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