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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温情和敬意点亮历史
——关于长篇小说《大辽诗后》
来源:《阜新日报》 | 作者:高海涛  时间: 2020-04-20

?  在中国历史上,契丹人所建立的大辽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尽管它疆域广阔,雄踞北方,遗迹昭昭,但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书写,都多少有点边缘化的味道。女作家赵颖的长篇小说《大辽诗后》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品格和正史、良史的风范,在实地考察和参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辅以民间传闻,移情想象,历时近两年,凡二十阅月,写出了50多万字的史传体小说,而且可读性极强,艺术地再现了辽代女诗人萧观音的生平历史和性格形象。

  作者以深情、细腻的笔触,叙述了萧观音的成长历程。她生于宰相之家,幼承家学,温柔蕴藉,有着牧歌般美好的童年和露珠般纯洁的初恋,既能骑射,尤擅诗文,所以当她玉立朝堂,其才华气度立即赢得了人们由衷的赞美然而,读者始终不会忘记小说开头,即萧观音诞生前其母槊古公主那个不祥的梦兆。正是这个梦兆以及封后册立仪上从天边飘落她脚下的那幅白绫,伏脉千里地提示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女主人公不可抗拒的悲剧命运。

  小说这样写,我觉得很自然。辽代是个宗教氛围复杂浓郁的社会,尤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因果命定之说盛行,所以这种一梦成谶的写法,不仅有民间传说的依据,也为萧观音后来的结局赋予了凄美的神话色彩——年轻的神,她终如预言所说,香消玉殒了。但是,辽代毕竟不是古希腊,萧观音也并非女性版的俄狄浦斯,其悲剧的诞生无疑和她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有关,小说对此并没有回避,包括她的诗作,《谏猎书》和《回心院》显然也都是引起猜忌的根由。但是,如果按辽代笔记《焚椒录》所言,把萧观音的不幸完全归咎于她的诗文与音律才华,也是过于简单和片面的,里尔克说生活与杰作之间,总有某种“古老的敌意”,但真正的敌意,无疑也会有其社会历史原因。随着女主人公萧观音的悲剧结局,相关人物也都相继走向了悲剧。耶律洪基,他在杀妻灭子之后的痛悔和醒悟,使他兼备了奥赛罗和伊凡雷帝的双重形象。而太子耶律浚则更像是一个失败的、反向的、弱化形式的哈姆雷特。这里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宫廷事件,竟然汇聚了如此众多的悲剧原型,《大辽诗后》的悲剧几乎是整体性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历史悲剧,围绕着女主人公的生死集中上演,在作者不动声色且不乏温婉的讲述中显示出令人震撼的张力。

  这部长篇的语言别具特点,作者并没有像当下一些历史小说那样,刻意追求去文言化、去修辞化,而是在借鉴民间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基础上,文白互现,文史焕然,走笔恰到好处。在小说结构上,最明显的是辽代诗词的嵌入,包括萧观音的诗,耶律洪基的诗,乃至宋人的咏辽事诗,这些诗作的引入当然与史实和人物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自觉承袭了中国文学以诗证史、以史传诗的传统,从而使整个文本别开生面,可以说既是一部史传小说,也是一部诗传小说。不仅如此,《大辽诗后》的叙事,在结构上还具有全景性的特点,我觉得这更是难能可贵的。作者以萧观音的生平为情节主线,斜枝旁逸地串起了众多历史场景,其中既有军国大计、辽宋关系、兵变缘起、春水秋山、歌舞庆典、帝王威仪,也有地理山川、通婚嫁娶、佛道信仰、市井贸易、求医问药、物产民风,可谓林林总总,几乎说尽了“辽朝的那些事儿”。小说从帝后写到平民,从契丹写到汉人,从懿州写到上京,,从史证写到传奇,叙事的转换非常自然,嫉恨与复仇叠加,阴谋与爱情交汇,整个叙述疏密有致,既有精细的描绘,也有旷简的写意和留白,其间杂生动的比喻和浪漫的抒情,就如同边地草原上的野花,在平实质朴的叙述中摇曳生姿。

  总之,长篇小说《大辽诗后》是况味别传的,小说的震撼力伴随着人物的命运感与历史的沧桑感,以及边地草原特有的人情味和风土感,给人留下了特殊的印象特别是作者让一种悲剧精神贯穿整个叙事,这在近年的历史小说中是并不多见的。可以说,赵颖对这一题材的选择和处理都很用心,这需要涉足荒僻和古远的勇气,也表现了她出色的感悟力和移情才能。契丹远去,诗后绝尘,但那种华夷同风的家国之思,向往文明的诗性智慧长存。而这部作为史传和诗传的长篇书写,也应该能为我们了解辽代的历史和历史的辽代,不忘本来和面向未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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