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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西卫》中民间叙事的意义
——关于周建新长篇小说《锦西卫》
来源:2020年1期《长篇小说选刊》 | 作者:王 敏  时间: 2020-01-16

?  记得周建新在一次访谈中提及,他还想写两到三部有关辽西地域文化的长篇小说,他认为:“人活过一生,总要对得起生他养他的土地,对得起生活或者曾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写作是一种心灵的释放,也是与过去和未来的心灵沟通。”(林喦、周建新:《文学无疆作家永远是孤独的旅行者——与作家周建新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5页)《锦西卫》这部小说虽然处理的是一段历史经验,却处处充满民俗叙事的细节,通过塑造一个英雄行为并不典型的英雄张天一,描述一段辽西大地上颇富传奇性的民间生活经验,展现富有东北风情的俗语行话,体现出小说中东北民间人物群像在国难时期,面对艰难形势,顽强不屈的生命力。

非典型化的英雄形象

  张天一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有着“英雄”设定渴望的角色,行为表现却并不典型。在小说的开场与结尾中,作家对张天一形象的塑造有一个对比描述,开场时,那位“尽管车厢里热气蒸腾”,却正襟危坐,直至有人提醒,到站了,“才端正帽子,系严风纪扣,大步流星,走向车门,十几个荷枪实弹尾随其一块儿下车的”的军官,在结尾时,却“孤身一人骑着战马,奔驰在广袤的原野里”,从一开始坐上方向明确的火车返乡支持家乡建设,到结尾时孤身一人离开,举目无亲,内心纷乱,满目彷徨。

  张天一作为《锦西卫》的主角,有着主角的设定,却缺少主角的行动模式;有着英雄的光环,却又并非典型化的英雄形象;他渴望成为一个英雄,却又很难超越自己的角色局限。记得小说中形容张天一从古书上看到“狼步鹰顾,目可视日”是弑君逆主之相,这三种本事,他却样样具备,他的父亲说他那双可直视太阳的眼睛是真命天子。张天一却不想当天子,他只想做一个让亿万民众敬仰的抗日英雄,然而,他在面对与自己两情相悦的“伊兰”小姐挺着大肚子被迫嫁给日本人时,却没有拔枪而起,或者埋伏“抢亲”,只是充满困顿,空有匪帮的人脉渊源;他在目睹他的父亲被人“活剥人皮”时,没能冲进行刑场,伏击行刑手,而是晕厥了过去,空负一身武学。

  的确,对所有文学作品而言,英雄最重要的法宝并非是证明他作为不凡之人所持有的术,而是他内心所遵循的“道”以及“卫道”所要采取的行动,作为英雄,总是具有极高的使命意识的,需要为高于自我的价值有所牺牲,并能做出超越自身的一些行为,更重要的是,英雄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重要时刻时,未必总是那么理智克制,权衡利弊。这使得《锦西卫》对张天一漫长的“英雄人格”铺垫显得有点多余,他有成为英雄的理想,却在小说中未能找到自己的人物使命,更缺少令人难忘的英雄行为,或者说缺少作为一名英雄所需要的“必需场面”。特别是在面对“心上人”伊兰小姐时,还有一段水下调戏的戏,这对一位渴望成为英雄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显得并不那么正统,就是从展示其具有人情味的性格而言也显得略为滑稽。

  小说的结尾,张天一将被户波联队的行刑手剥去人皮的父亲的肉身做成佛像,置于锦西县最高的山中的玉皇庙中,似乎是在为这位有着英雄父亲、英雄理想、进行过英雄宣言的人物人格做一个更为漫长的铺垫。

传奇特异的地域经验

  《锦西卫》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辽西大地上富有传奇性的民间生活,匪帮东北文化精神在小说中的故事传承,体现出辽西地域人与地关系密切的亲缘关系的一种传承。回顾中国文学史,便不难发现,崇“奇”尚“异”,一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审美风尚,“异文奇人趣事”也一直是小说记述故事性的题材。联庄会、民团、绿林英雄、土匪胡子们在《锦西卫》中既作为场景又作为符号出现,张天一拉杆子,做胡匪,打着“后羿”(射日)这个“绺子”的旗号,希望能够将他自小跟随父亲学习武堂、结识匪帮、入军随伍等个人经验整合起来,完成一个人民英雄的理想,在这个行为过程中,辽西大地上相对于其他地域而言充满传奇的地域经验、民间传奇作为小说的叙事符码在文本中不时出现。

  与此同时,“父子相承”这一文化思维模式也成为作家呈现辽西大地文化进程的一个窗口,在《锦西卫》中,“父亲”张恩远象征着传统文化,他执掌西武会,拥有当地生意最好的铁匠炉,拜把子的兄弟是绿林土匪,具有很高的地方声望,儿子张天一则继承了父亲的经验、人脉以及张家的习俗惯制,小说的结尾,作为儿子的张天一将父亲的肉身做成佛像,置于锦西县玉皇庙这一细节,不仅是辽西大地乡村民间经验在人物个体身上的集中反应,同时也是子承父志这一“父子相承”的文化模式对小说情节推动的表现。与此同时,“儿子”张天一又象征着时代文化,他与父亲张恩远间又有所区别,同是尚武,张天一主张用现代化的枪炮武器抗日救国,而张恩远似乎更倾向于向他的结义兄弟和尊崇的神灵汲取力量,小说中有一段张天一看张恩远祭大旗给“震东洋”的仪式描写所产生的观念分歧,展示出“父子模式”文化传承中的不变与变。再如,张天一首战成功的胜利故事被编成东北大鼓,在坊间流传;龙王庙前的“三军对垒”的场面描写。在小说中,辽西大地的“乡村民间”经验、“城镇民间”经验与“绿林民间”经验在故事情节中穿插出现,共同参与情节叙事的进程,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塑造。

东北风情的俗语行话

  地方方言、俚语行话作为作品形式要素之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承载创作主体民间想象的一种语言手段,不仅能更加出色地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人物强烈的感情,从来也是创作者以文字为媒介展现地域风情、体现艺术效果的文学策略。综观20世纪的文学创作,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到方言和俗语,如老舍的“京味方言”、贾平凹的“商州方言”、沈从文的“湘西方言”等,就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对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俚语的使用,拓展了文学的审美表现力,丰富了文学史地域书写的表达向度。生长于辽西大地的周建新,他的小说《锦西卫》中也不乏俗语行话的运用,对展现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关系具有一定预叙作用。

  如孙县长借酒醉对袁局长骂道:“警察遇到了土匪,连叫唤都不会了,一个个都尿裤子了”,一时斯文扫地,展现出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又如形容沈阳城城墙有两道城,外圆内方,内城是皇城和皇宫,规规矩矩的正方形,外城却是个大圆圈,像枚大钱。民间俗谚用以嘲讽沈阳城内爱占小便宜、贪看热闹的人:“沈阳城钱没腰,就看你会捞不会捞”;再如,小说中有关东北匪帮行话暗语的描述,如张天一带着一众弟兄向西至新民县时,路遇辽西最大一股绺子,他与赶车人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匪帮行话的对话:“哪路哒,嘛价嘛价?(哪个路子上的人,干什么去?)”“上房揭瓦,烟楼子上是家。(老梯子,高鹏振。)”“乌鸦满天飞,拿下拿下(后羿),老戗(父亲)弓长子(姓张),海冷(当兵的)捡活路”等,这段对话不仅揭示出他与匪帮之间的渊源关系,更为后来张天一借匪帮之力,行打仗之实埋下了伏笔,可谓精彩。

  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的习惯语、具有地域特点的行话暗语一样会塑造地方性,《锦西卫》中,有关东北匪帮行话暗语的对话并不多,除却展示地域风情之外,从文学本体的角度而言,对揭示人物关系,预示故事情节走向有着重要叙事功能。

  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辽宁作家周建新,诚如他在接受访谈时所袒露的心声,他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以辽西地域为背景而展开的,辽西走廊作为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吸引我的并非作为文化地域、历史记忆的符号本身,而是他扎根辽西民间所获得的创作养料在文学结构形式上的集中体现,抛去小说所要展示的特定时代的历史风云,民间作为相对应辽西自然、故乡以及作者记忆的多重性的意义符号,以鲜活的语言形式出现在《锦西卫》的文本现实之中,尤为自然地体现出,艰难时世中,民间乐活的生活态度对普通人本真的精神感召力与生命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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