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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同日月,君如《战国红》
来源:原载于2019年6期《艺术广角》 | 作者:曹 辉  时间: 2020-01-08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这情的源起,便是战国红。

  战国红是个什么梗?

  战国红古称赤玉,黄红之色极为珍贵,素有玛瑙中君子之誉,近年开采于辽宁朝阳北票等地。老藤与此同题的《战国红》,便是以当下时代大潮中辽西柳城为背景展开的长篇小说。辽西盛产玛瑙,唯穷村柳城没有,莫非天要绝人之路?思精笔锐,且看擅长写小说的老藤是如何调遣文字的千军万马,对驻村干部历时三年的精准扶贫故事津津言之的,且看带队的驻村第一书记陈放是如何在柳城这个十年九旱的有喇嘛咒压着的地方打破魔咒实现脱贫的。掩卷良久,心绪未平。这是一部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乡土题材优秀长篇小说。

  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是这部长篇小说成功的主要因素。紧扣时代脉搏,写出时代声音,彰显当代文化高峰,小场景突显时代出卷人、答卷人和阅卷人的恢宏场面,实为作家的使命和天职。对作家来说,如何找准痛点,直击现实,如何在选题方面具有敏锐的嗅觉,将文字的教化作用与人格的完美相统一,《战国红》在这方面可谓典范。保持作家的“神经质”和敏锐性,关注热点,实现小切口大主题的创作思路,建立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为当代立传,这是《战国红》的高明之处,也是它向世人呈现的一种睿智,低调中知深度见内涵。

  老藤是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是正道天理,是国家民族的大义。正如他所言自己是孔子粉丝一样。这样一个理性的作家,不乏感性内存,创作出大部头的《战国红》,也便在情理之中了。小说选择的时间节点非常讲究,选题策划上也具有挑战文化难题的斗士精神,这一点,像极了小说中五鹅之雄小白。写作线索双线齐放,辅以草蛇,相互交织,明线为陈放扶贫,灰线为杏儿成长,曲折中充满撼人心弦的张力。辅以插叙手法足见小说立意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取材视角独特,构思精巧。时下国家扶贫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大工程,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著的,但依旧充满挑战。如何将现实通过文本反映到小说中来,如何扩大精准扶贫的影响,绝对考量作家的“功力”。政治体裁能够打破原本不受欢迎的僵局,摆脱“谁写的谁看,写谁的谁看”的桎梏,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是《战国红》的魅力,也是作者个人精神面貌通过小说的呈现。

  在农村生活过的作者,深谙农村生活及村俗民风,将多年积累的文化沉淀和现实生活有机相融,写作上也有自己的独特思路,敢啃硬骨头,勇于创新,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作家对写作的高度敏感和激情,用生花妙笔向困境挑战,塑造了《战国红》中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尽管柳城是个穷得让人头痛的地方,可在冷静的作家笔下还是那么美,手写其心,心里有,才会描绘出这样的笔下美好,滋养出这样一部精准扶贫的长篇佳作。

  《战国红》的现实意义在于再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帧画面,这比它本身带给我们的惊喜还要多。小说成为当下农村现状的参照,将枯燥的扶贫工作通过人物、事物的融合增强了趣味性和可读性。否定什么选择什么,逆着什么顺着什么,谋略与手段相融,情节与人物相映,让没有温度的小说变得有温度,故事出彩吸睛,这就是作者的能耐。

  虚实结合是《战国红》的另一特色。小说通过传说来增强柳城的神秘感,喇嘛咒是贯穿整部小说的玄疑和精神道具,“女眷行不远”和“壮丁鬼打墙”成为柳城村民摆脱不掉的噩梦阴影。

  以陈放为首的驻村干部从“实”字上下功夫,定底线,亮红线,坚持做好“实”的文章,用实际行动说明“实”胜过一切阔论虚功。不以实立身,何谈操守?驻村干部的扶贫成功,也展现了我们党的大视野和战略眼光。

  柳城跳井轻生的女人是实写。跳井为哪般,则牵扯出虚无缥缈的故事来。这是作者写作手法虚实交错的体现。喇嘛眼古井中淹死了三个女人,小、四婶和二芬,三人都有腿病,说是三百年前红衣喇嘛的毒咒造成的,还说喇嘛眼发红时会有不吉利的事发生。作者就此埋下伏笔,等待故事深入发展——哪一天喇嘛眼发红时赶紧用村里的喇叭喊喊,提醒村民注意。柳城是清初招民开垦形成的村落,乾隆年间,扩建承德离宫,辽西伐木,红衣喇嘛阻止,并在庙前打了一口井,就是现在的喇嘛眼。后来林木被砍伐,红衣喇嘛一心保护麻栎树被朝廷治罪。临抓走时,对村民说:“从今往后,河水断,井哭天,壮丁鬼打墙,女眷行不远。”后来,红衣喇嘛预言一一应验,他用魔咒的名义,将柳城桎梏在时光的洪流中,成为柳城人世代破不掉的喇嘛咒。彼时,柳城人不懂,大自然对人类是有爱憎的,禁不住诱惑的人,要承担后果。他们的不幸,就是人类毁坏生态的代价,这才是作者关心的问题关键。小说最后彻底治愈了“女眷行不远”的病症,科学给出答案,水质有问题,含氟量超标,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科学战胜愚昧。

  思想与行为的同步或交错,为《战国红》虚实相间的另一伏笔。男主人公陈放之所以到贫困偏远的辽西柳城当驻村第一书记,是因为他的爷爷参加过抗日,在辽西打游击时,与日伪遭遇激战受伤,被农户所救。爷爷后来当了将军,回去想报恩没找到恩人,临终前耿耿于怀地说:“辽西不富,死不瞑目。”于是,陈放来了。《战国红》中扶贫干部超越扶贫的思想境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再现。分清小我大我,认识到工作角色不分大小,才会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为人人的实践,需要勇气,这就是虚实相融的柳城扶贫之歌的主旋律。

  情节跌荡起伏,扶贫始末,环环相扣,始终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八个字分章分段展出。初心即人品。陈放之所以勇于直面问题,针对贫困这一顽疾,敢于刮骨疗毒,经受住风浪的考验,将扶贫工作做实做细做好,成为知行合一的风范,在于他过硬的人品,这让我想到王阳明。同样都是书生,王阳明能打仗而且打胜仗,陈放同样是打一场扶贫领域的攻坚战,意义上是相通的。这个即将退休的文官,写了一辈子材料,太想为百姓做点实事,在年轻人内心播下进德修业的种子。小说不仅架构处理得合理,细节上也没有瑕疵,方方面面照顾得很周到。小说来源于生活,特别真实,代入感强,这种现实作品的创作需要作者深厚的功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当然还要深入生活,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一颗慈悲心。

  该小说内容上迎合时代却不落俗套,文风朴实中暗藏底蕴,笔触温淡适中,人物刻画形象生动,以小见大诠释得非常到位,语言有种男性化的简洁和隶属于新诗的婉约。读来内心很受触动。戒赌、挖穷根、治病、挪坟,哪一桩哪一件都有温度有质感,让人动情动心,体现出作者较高的政治站位,其实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骨子里的善的基因的厚积薄发。

  《战国红》的高明处在于情节处理上以合作思维将各路人马拧成一股绳,同时又分清责任。乡土气息极浓,读来特别自然,又能迎合时代背景,不见技巧是最高明的技巧。小说画面感极强,人物主次分明,有红花有绿叶,不外是作者在替陈放代言——人多力量大,我们一块能干好柳城的扶贫工作。怎么干,陈放为首的老中青搭班子、唱大戏,这是作者用意颇深的布局。

  插叙手法的应用,使小说架构更见生动灵性,避免了叙述的呆板,枝蔓间又明确了扶贫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严肃主题温馨表达,情节设置上有更深层次的指向。本来这种题材的小说最难写,写出这讨人喜欢令人动容的模样着实不易。作者分明是个文字高手,凭一招一式,认真地虏获读者的心,实现了阅读粘性、内容为王和柔性传播的接轨,不觉间游刃有余地用作品给时代树碑立传。

  人物个性鲜明,是该小说的另一亮点。老藤的笔会说话,读过《战国红》,会令人生出他是位化外高人的奇想,仿佛他能与任何福祸作无尽的周旋。

  “人心陷入理想中,人身活在红尘里。”这话说的是柳城第一任驻村干部海奇。海奇为柳城脱贫而来。这个年轻人,在工作上也曾给柳城带来小阳春,但是猪瘟事件使驻村扶贫工作遭遇重创,他在村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满腹委屈,却不得不向命运低头。海奇的失败,也成为陈放等人成功扶贫的反衬,突出小说的艺术效果。

  《战国红》中最主要的人物是驻村第一书记陈放,主要写他帮助村民脱贫攻坚致富的经过。陈放是继海奇后到柳城来的驻村第一书记。这个戴眼镜的50多岁的男子来自省农委,退休在即,却依旧认真做好扶贫工作,精神堪赞。作者选陈放为男主角,自有考虑:主人公响应国家是真,骨子里的善是天性,不为己,不求一时名利,只求无私心安。小说结尾是悲剧性的,增人伤感。虽然陈放走了,却用自己生命终结后的坟茔,引出玛瑙来,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分明是作者内心想用个人生命换来柳城无限美好未来的执著。读完此书时曾问过作者,为什么把陈放写死了,问时我心惋惜,不愿好人无长寿。可是精炼于“生”者未必精炼于“死”,回头细想,才发现作者用意之深,分明是用陈放的生命,换来柳城翻开新的一页,不全之憾成为一种缺憾美的艺术表现手法,内容上形成悲欢离合,结构上横生葛藤,含泪而笑,这才得所谓之小说。

  杏儿、杏儿的诗作为小说的灵魂之一与扶贫工作成为双生花并蒂莲,各有其美。美丽的杏儿靠个人能力征服驻村干部和村民,她把自己的实力裹挟于为了柳城变得更好的打拼之中。在喇嘛眼放鹅是柳城独特一景,文艺女青年,才华与底气齐飞,容貌与能力共一色,不但幸运地在他人资助下出版了诗集,还用诗意塑造柳城的现在和未来。作者编经织纬,刷刷点点,将杏儿的成长嵌入陈放培育接班人的框架中,这种笔走龙蛇地事先布子的手法,有种低调的奢华,渲染了小说的艺术性。她的爱情最后也成为悬念,让读者自行领会与海奇到底是在一起还是缘尽而散。杏儿的名句譬如:“把你浸泡在思念里,七天七夜。”“当我敞开心扉,你已经红透。”倒是别致清灵,颇有味道。杏儿的诗名义是杏儿写的,实际是作者写的。因此,因诗识人,也是玩味《战国红》的捷径。

  除了陈放外,另一位驻村干部叫李东,来自市文化局,还有一位是彭非,来自县科协。三位热血青年有扎根扶贫工作的韧劲,李东的治赌良策是“以赌治赌”,成效显著,陈放植树的决心和行动,还有糖蒜加工的红火,都成为这三位驻村干部的人格标签和扶贫纪实。

  李青的刻画,更见泼辣性格。这是一个被赋予了光环的自强不息、自尊自爱的姑娘。李青的网红身份,也是作者写作与生活接轨的黏合剂,更具生活气息。这个深谙生意经的姑娘,最终在村里实现了自己的商业梦,同时给自己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刘秀就是作者为李青安排的真命天子,一个清华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深具商业头脑和前瞻力的商界大才,一个其貌不扬的外地男子,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他的超前思维、竞争思维、品牌思维等先进理念,教会柳城人与社会接触的百灵生意经。他会找会的痛点和沸点,机灵狡黠,像灵狐,善于捕捉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商机。刘秀身上可以见证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原塑与重塑,他的很多思想和为人处事方法,都具有理性的光辉。理归理,情归情,情理之间的互动和排斥,这个人的人性就这样彰显出来。

  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塑造也都各有千秋,勾勒得极富乡村人物风味。汪六叔的仁义,当过大队长的柳奎的善与倔,记者盛忠的正直与坚守,包括他那篇救柳城于困境的文章《被误读的鹅冠山》,乃至霸气盎然的小白等,都活灵活现。作者曾在某文学公开课上讲过动物的灵性与特征,将动物本性与灵性讲得入木三分,听得甚是解渴。《战国红》中不少关于小白的描写,让人揣摩不透作者的用意。每读到小白抻长脖子拧人成一直线这深入生活的一幕,便忍俊不禁。雄赳赳的白鹅小白,到底象征了谁?代表的是什么呢?而“白”,显然是纯洁的代名词。某种意义上,小白就是杏儿的初恋海奇的化身,同时,它也是驻村第一书记陈放的化身,是作者的化身,是一切美好男性的化身。发现不速之客时,它嘎嘎叫几声后抻长脖子,贴着地面蛇一样扑过来,唯有深入生活,才会精准于动态描写,真是热闹又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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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红》的内容是生活的翻版,语言亦庄亦谐,实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的可爱之处,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下里巴人,他将文学与生活有机结合起来,诸如网红粉丝,赌徒个性,四个赌棍变成能人,海奇养猪失败被百姓误解招来屈辱受伤离开……每一幕都特别真实,农村就是这样子的,村民就是这么现实,他们短视的可爱,他们急功近利的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他们也淳朴善良。只有糖蒜致富这样只赢不输的致富经,才会让他们接受并笑成花儿一样。

  诗词曲赋是小说的另一景致,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知识青年对文化的憧憬及对人生的积极追求。而一些章节中偶尔地用典,语言的唯美与大俗,都是《战国红》的艺术手法。“薤露”超越诗意的外延,“二泉映月”古典名曲的雅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诗经》之惊艳……不妨再慢读一遍《战国红》,用消遣的心态惬意地享受这本书的厚重和内涵。

  语言的多面化,既雅且俗,令人读来有嚼头有筋道,像千变女郎,温柔的时候是一首诗,彪悍的时候若一匹狼,尽显作者掌控文字的水平,思想愈抻愈壮,语言愈铺愈美。“谁也想不到,单调如三弦的日子会有诗生长;柳城就是岁月之河上一台陈年水车,以她的破旧之躯,为鹅冠山下这片贫瘠的土地输送着血液;对大自然所有的伤害,大自然一定会加倍还回来;人哪,放放风筝可以,真要成了风筝就不是好事;是喜欢思考的习惯加速了你的成长;开锅的水只能翻滚一阵子,火一撤还会凉……”作者儒家风范可见,委实有人格亮色。行文中不经意间就显露出文学造诣和深厚内涵,自有对世事的深刻理解和主见,其中不乏对儒家文化的深耕细研及推崇,亦可见高深的国学功底。

  写作手法的以拙藏巧是真功夫。通篇不见雕琢之痕和套路,全以本色领衔,文字好看,情节既有铺垫又有拓展,细节的打磨上,也颇出彩。难怪这部长篇一问世便令美誉纷至沓来。这部小说,是当下文学创作的正气歌。读后,会让人不经意间想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然两部小说背景不同,但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上皆以朴素令人惊艳,在精神站位上,大可颉颃上下。《战国红》的成功,便在于轻松中足见匠心,开合从容,不见狗血搞笑的剧情,像一位正襟危坐的学者,侃侃还原出一段时代大潮下的精彩片段。

  这是个多元化的社会,这部小说则是一部全景式乡村精准扶贫工作画卷。它通过描写扶贫干部在农村最基层的工作经历,勾勒出一幅朝气蓬勃的扶贫壮景,说明作者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思想觉悟,深谙儒家精髓,并努力做立德立言立行之人。

  载道的《战国红》,是一部向时代献礼的文学大作,标志着当代小说创作的新起点。心中有爱,笔下有情,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当下基层的真实缩影,能让迷失的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是陶情冶性的良药。阅读过程中,不难发现作者国学底蕴的深厚,这才是上乘文学作品得以诞生的土壤。老藤的高,就高在他将古文功底不着痕迹地嫁接到了现实生活中,这种渗透春风化雨,非常自然,读来不隔。

  余华曾说,他在阅读别人作品时,有时会影响自己的人生态度,而自己写下的作品,有时也同样会影响自己的人生态度。深以为然。本想对世间再多爱的人或物抑或书籍都能理智克制,遇到《战国红》,半明半暗的心焰又重燃起来。有趣的是,读老滕的小说,总会隐隐觉得有种旧文人的风骨弥漫其间,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撑,令整部小说熠熠生辉,这就是国学的大美,类似于大音希声。诚如他所言:“发现美,构建美,是个愉快的过程。”作者骨子里的文化储备太多,不用发酵自然重新组合,新旧相衔,古今中外交织,透着笔到天成的镇定,让人知道什么是人如其文。

  《战国红》一经问世,便取得诸多美誉,靠的不是炒作和手段,而是作者的写作实力和小说的水平本身。文以兴邦,信哉斯言。这个老藤,更像个实力派画家,一笔一笔倾情而画,穷得发霉的柳城在他笔下从最初的黯淡变得光闪闪起来。不论是文章千古事,还是文以载道,《战国红》都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还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了思想内核的提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风,小说怎么写才能好看,这也是《战国红》的一次尝试,令人欣慰的是,它成功了。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讲得好”,也要令人“喜欢听”。《战国红》,就是美好愿景的中国故事,作者讲得好,我们乐意听。

  一部《战国红》读罢,顿觉荡气回肠,这就是内化于心的“南风效应”。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因此而肃然。中华如何崛起,如何写出小生活中的大格局?有人说,这是一部全景式乡村精准扶贫工作画卷;有人说这是一部破除魔咒、千秋德业的缩微画面;有人说这是一部英雄热血化碧玉、脱贫扶人扶志的佳酿;有人说这是一场世纪圆梦,百姓夙愿如花开的长篇力作……

  现实扶贫中,可能具体情况比这部小说还要复杂得多,作者于扶贫素材上的选择取舍,不外其内心对人性美好的坚信与憧憬。还有一点与作者未曾探讨,便是柳城的杏儿,能通过选举成为村委会主任一事的概率,在我感觉不大可能。很少有女孩能从村姑摇身变成村委会主任,这或许是作者内心深处的期待,也可能是将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小说形而上的美学显现。老一辈传帮带后,就把接力棒彻底交出去,农村基层干部的发展值得期待。作者独具匠心将杏儿安排成一位有为有位的乡村女干部角色,这份良苦用心,难能可贵。

  沉疴所在,剑锋所向。这部小说不仅把握了时代内涵,也对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体现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陈放走了,他想说未说的是,到柳城来,把命留在这儿,“辽西不富,死不瞑目”。换个说法,痴心者见悦于痴心者,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是时代借老藤的笔在一展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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