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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8年9期《海燕》
 

读书札记:芳菲的花瓣儿(二篇)

 
宋晓杰
  1.《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英,玛琳娜.柳薇卡 著,邵文实 译)
  最早吸引我的,是书名——它是一本关于拖拉机发展史的书吗——又似乎不对。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多是文学艺术类的人,他们不会集体发疯吧——如果像我想象的那样,那应该是理工男、机械男感兴趣的范畴。出于好奇,我在当当上“擒获”了它。
  ——这是2017圣诞夜前夕的事儿。
  那之前,我刚刚看完严歌苓的电影《少女小渔》。为了移民,小渔与一个美国老男人假结婚,最后如愿以偿得到了绿卡。那是上个世纪国人到自由世界追求幸福的缩影。可是,平白无故地,怎么想起追看《少女小渔》呢?是因为当时正在放映严歌苓的《芳华》嘛——也就是在手机上刚刚看完《芳华》之后,我打开电脑,写下这些文字。
  无巧不成书。这台“拖拉机”突突突突地开过来了,车上坐着84岁的鳏夫尼古拉,还有在养老院工作的36岁的乌克兰女郎瓦伦蒂娜。他们认识三个月后,他要娶她。后者与“小渔”的想法和动机如出一辙,只是没有小渔的善良和情意。而他要娶她的理由,几乎同所有男人一样,是因为她有“金色的头发,迷人的眼睛,波提切利式上等的乳房”。实际上,她“高颧骨。大鼻孔。眼距宽……嘴唇上噘,几乎像在讥笑人,唇上涂着浅蜜桃色口红,口红溢出了唇线,似乎在有意夸大双唇的丰满”。这一票婚约的目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她14岁的儿子斯坦尼斯拉夫,要接爱良好的教育,“一定得是牛津、剑桥,其他一概不考虑。”
  这么说,尼古拉上当受骗了吗?没有!他心甘情愿地给她1800英镑、给她几乎全部的储蓄;他提前支取了养老金债券、分期付款;他还想把前妻留下的花园以3000英镑的价钱卖给邻居,变现,虽然未遂……面对高额的乌克兰跨国电话费、巨额隆胸手术费,以及她对衣服、手饰的各种买买买,他并没有愤怒——甚至连生气都没有。他说:“女人一漂亮,就能让你原谅她许多事。”
  当尼古拉为此花掉所有积蓄,开始向他的二女儿“我”开口借钱时,只是为了让瓦伦蒂娜顺着“护照、签证、工作许可,然后再离婚,进而得到他一半的房产”的路,走下去。凡一切通往财富之路的事儿,她都一步步引他进入圈套——或者准确地说,是他自己主动而为之:给她买了三台车,虽然没一辆是新的,但对于捉襟见肘的尼古拉来说,已属强行压榨。追其原因,因为他们有“共同语言”:他与她探讨尼采、叔本华的观点,共同欣赏结构主义艺术、厌恶新古典主义。“她是我唯一的救星”,他还为她写了许多诗。
  叙述者“我”,是这位古怪老头儿尼古拉的二女儿——娜杰日达,一位社会工作者。大“我”10岁的姐姐薇拉,一直与“我”不睦,因为母亲去世之后的遗产分成二份(“我”们每人一份),还是分成三份(“我”有一个女儿:安娜;薇拉有两个女儿:爱丽丝、亚历山德拉),打得不可开交。甚至因为薇拉戴着妈妈的坠子,而妈妈知道“我”更喜欢它,“我”认为薇拉一定是偷来的,两姐妹在电话里恶语相向,两年素无往来。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阻止父亲娶瓦伦蒂娜,她们形成了统一联盟。
  一切无济于事。六月一日,父亲和他“滚圆身体几近于肥胖”的新娘,在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可是,婚礼结束后,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为了儿子上学方便”,他们母子住在了她叔叔的朋友鲍勃.特纳那儿。当“我”提出疑义的时候,父亲还为瓦伦蒂娜辩护:“他们的关系是纯洁的。她向我保证过。”
  在瓦伦蒂娜那里,父亲不受待见。在女儿们持续的劝阻声中,尼古拉仍下不了最后分手的决心。有一部分页码,都是他纠结的思想过程。但是,当他看到瓦伦蒂娜动用了监控器、小型便携式复印机,以便掌握与他交往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离婚申诉做准备时——与此同时,她也找了辩护律师——尼古拉终于同意离婚了。
  但是,瓦伦蒂娜忽然不同意了——如果尼古拉支付两万英镑作为和解费,她就同意离婚。当“我”和薇拉已经找到律师,让父亲与她离婚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了——瓦伦蒂娜失踪了!于是,“我”雇佣了私人侦探,并顺利地在帝国饭店发现了瓦伦蒂娜的下落。她在帝国饭店的吧台工作,儿子在洗盘子。帝国饭店的秃子埃德是她的情人吗?不然为什么亲昵地叫她“瓦儿”?
  这时,瓦伦蒂娜的丈夫、理工学院的院长杜波夫,公干并获准有几周额外的休假机会,从乌克兰来找他们。“人们是会原谅一个美丽女人的小小夸张的,重要的是原谅一切,而现在是到了让她回家的时候了。”杜波夫的使命是找到妻子,向她求婚,赢回她的芳心。
  这时,瓦伦蒂娜出现了,并且,所有人都看出来,她并不只是肥胖了——而是怀孕了!开庭在即,代替她出庭陈述的,是儿子。她在干什么?瓦伦蒂娜正在医院生小孩——是一个小女孩,名叫:玛格蕾特卡。
  那么,问题又来了:谁是孩子的父亲?尼古拉同意女儿们的意见,要做亲子鉴定。他甚至欣欣然,觉得那个“肉蛋蛋”理所当然就是自己的“苗苗”。可是,瓦伦蒂娜却说,如果不做亲子鉴定,给2000英镑她就同意离婚,而不是先前所说的两万英镑。接下来,“既挫败又倔强”的父亲,从承认是那个小孩的父亲到不承认,读起来——怎么说呢,简直无语了。
  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发生。面对这样一件尴尬事儿,两个“丈夫”却忽然和解了。他们在等待的过程中,像相好的两个工程师朋友,饶有兴致地谈论乌克兰、哲学、诗歌、工程学。到周末,他们还会下棋,也许杜波夫还会趴到车底盘下面,修理一下破旧的劳斯莱斯,或者听父亲朗读他正在写的新书。这样的“格局”在“事端”终结后,他们的“友谊”还在持续——在杜波夫一家三口决定开着劳斯莱斯回乌克兰之后,尼古拉还告诉“我”,他把他“关于拖拉机刀杆”的第16项专利,白白送给了杜波夫!他的理由相当充分:“也许这东西能重振乌克兰的拖拉机业。”
  “我”和薇拉清扫房间,准备把房子投入春季市场。我们处理了旧汽车;再给猫找到新家;整理父亲那些钳子、尖刀、录音带、头盔;又剪了花园里最后几枝玫瑰,放到妈妈的坟上;同时,约定把尼古拉的钱,存在共同的账号上。
  圣诞节的前一天——哦,今天不也是圣诞节的前一天吗——当“我”再次见到父亲时,他已住进阳光河岸长者住屋的复合式建筑里。那儿有中年寡妇、管理员贝弗利照顾他,她是瓦伦蒂娜的老年翻版,只是比她更温良、和善。“我”和丈夫迈克去看望父亲,却发现他一丝不挂,蹲伏在地板中央、窗户前面的垫子上。他举起双臂,深深地吸一口气,说“我在向太阳敬礼”!
  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犀利、直截;自然描写唯美、清新,麦田、土豆田、油菜、草地、沼泽,几乎都能嗅到清苦的气味了。女儿与爸爸的对话是平等的一代人,而不是父女。关于性等敏感字眼儿,尼古拉寻问女儿“一个84岁的男人还能生小孩吗”;关于言谈中的训斥,都是同代人之间的。行文中,甚至还出现了“老畜生”之类的词。父亲当着“我”的面,“把干枯的手抚慰地放在瓦伦蒂娜的胸脯上,并轻轻捏了一下。血涌上我的脑袋。”瓦伦蒂娜与他们对话也是恶语相加,“别跟这个报丧的偷偷摸摸的没奶头的乌鸦说话”“狐狸精!乌鸦!滚出我的家!”他们像互相叼咬着毛发乱飞的两条狗,虎视眈眈地互相寻找着对方的软肋。对父亲呢,瓦伦蒂娜也是如此,说他“软绵绵软耷耷”,说他是个“活死人”!“你个又干又瘪的老山羊的臭大粪的烂渣子”……这样的语言,想不开心都难。
  还有,在正常的叙述后面,常常还有完全相反的说辞,加在括号里,像话外音,像“双簧”在对话,一会儿尖酸刻薄、咬牙切齿,恨不得拳脚相加;一会儿又像俯下身子哄小孩一样“诱敌深入”——完全是想发力却又无法下手的两难境地——像灰堆里的豆腐,吹不得、打不得——这使小说更加妙趣横生,意味无穷。
  看似一出闹剧,但生活何尝不是闹剧?调侃,诙谐,类似于大智慧。他想“拯救”她吗?或许。“假如我能拯救哪怕一个人……”“够了,行行好吧!”“我”把抹布掷向他。事实上,它“拯救”了更多的人。正如书的腰封上写着:一个英国家庭的乌克兰往事,以幽默对抗荒诞,令无数读者笑到落泪。当苦难与幽默联系在一起,如粪便,也许会营养、滋生出一株旁逸斜出的壮硕植物。
  在正常的叙述状态下,还有两条线同时进行:一是父亲与母亲的成长史、生命史;二是作为工程师的尼古拉,一点点被带入泥沼之中,却随时轻松地说出“你看,爱情就如航空学,一切都取决于平衡”。而且,他完全可以从兵荒马乱的生活中“分身”出来,如入无人之境,写下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谁能说,这部小说不是双重的意义呢——在战争、饥饿及乱世中,每个人不也是一架战争的机器吗?能够在那个随时可以灰飞烟灭的年代活下来,已属奇迹,还哪有时间和精力在乎、计较那台“老机器”是否缺油、少钉、锈死、卡壳呢?
  断断续续的,用了两天半时间,我读完小说。阅读起来,没有任何难度,且时常伴着情不自禁的嘻嘻笑、哈哈笑。它是我读过的外国小说中,浪线从头划到尾的一本。这种阅读的快乐,让我想起小说《先上讣告,后上天堂》。生活就是那么麻烦,多么痛苦都充满喜感,你必须发现并从中抽离,克服掉人类的琐碎、繁杂、烦忧、欲望……虽然有樱桃树、山楂树、薰衣草、丁香、玫瑰的清香,也有老鼠的臭气、精液的污浊;有新生的喜悦,也有死亡的恐慌……那么,你只有噙着泪或破啼而笑,把饭吃下去,才是正理。当我已年届半百——哦,其实也没什么可怕——我已经修正了对于“老人”这个概念的判断。
  玛琳娜,英国作家,“二战”结束时出生在德国基尔难民营,父母均为乌克兰人。她在英国长大,写作始终关注移民的心态、遭遇和处境,58岁时开着她的“拖拉机”驶入文坛,惊艳亮相。其黑色喜剧风格为她赢得了荣誉,更为她赢得了更多读者的心心相印。
  
  2.《发条橙》(英,安东尼.伯吉斯 著,王之光 译)
  亚历克斯、彼得、乔治、丁姆,四个学生。一出场,他们就坐在阴冷、昏暗的奶吧店堂里,议论着“今晚究竟要干些什么”。平时,他们都干些什么?虽然是学生,但平时,他们打架斗殴、砸电话亭、撬火车铁轨、偷汽车,对迷药、枪、坐台小姐感兴趣,时不时地还会扮演正人君子麻痹老人以窃取他们的叶子(钱)。这么说吧,凡街头不良少年干的事儿,他们都干过。青春就是这样吗?是充沛的精力,做荒唐事儿,对性的幻想、渴望与痴迷?他们以此打发无比美好却百无聊赖的时光,挑战年龄、道德的底线。
  然而,他们如此这般,青春或命运的轨道是否弯转?河流的分支是否就此岔开?
  可以说,任何一个背景下,这样的“出离”都是不被许可的。他们胡作非为引发出的,将是毫无悬念的结果。由于一桩命案,主人公——亚历克斯,被捕了!接着,当局在他身上进行了一种特殊的“试验”,将他“改造”成为只能行善,无力作恶,一有暴力念头就会无比痛苦的人,他丧失了选择善恶的能力,“成为行善的小机器”,感觉自己像一只被上紧了发条的橙子,由上帝、魔鬼或国家任意摆布……
  全书分为三部分,七章。每一部分开篇的第一句话都是:“下面玩什么花样呢,嗯?”(在一些行文中,偶尔也会出现这句话。)而接下来,每一部分由此引领的内容却并不相同。但是,相同的,是由此拓延开来的诙谐、冷漠、玩世不恭、荒诞的成色。行文中,还不时出现“弟兄们啊”这样的称呼,在叙事过程中,这样的“间隔”并没觉得突兀,反而让读者有一种在场感,就像作者正面对面地向你倾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一样。
  第一部分,叙述他们“四人团伙”的种种荒唐事儿;第二部分,为亚历克斯在国监里面际遇的陈述;第三部分,镜头转到两年之后,亚历克斯站在国监的大门外,不再是那个被叛了十四年徒刑,名字被“6655321”取代的人——他被提前释放出来。他怀着迎接新生活的热望,兴冲冲地回到家中。可是,在印染厂上班的爸爸,给货架摆放黄豆汤罐头、在“国家商场”上班的妈妈,顿时“呆若木鸡”——请注意,在这里,爸爸被他称为“P”,妈妈被他称为“M”——M以为他这个给家丢脸、坏透的孩子越狱了。P还算仁慈。P说,以为他至少要五六年才能放回来,倒不是我们不高兴见到你。导致两位亲人对他如此态度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一个叫“乔”的人,住进了他从前的房间。当他命令乔快点儿搬走时,P告诉他:乔在他家附近做工,已经与他们签了两年的租房合同,而且将下个月的房租也付完了。
  家已无容身之处,这不得不让人想起从前的行文中,他多次提到一个叫“家”的小屋,或以“家”为背景,展开故事的种种叙述。
  亚历克斯在街头无处可去,如一只丧家之犬,四处逛荡,信步来到那家“旋律”唱片店。接着,又去了不远处的国家公共图书馆。一位老人看到他的状态不好,问他“怎么啦,孩子?”他说“我想死”。他来此的本意是想从书上找到寻死的办法,却看到那个老人正是从前他曾在街头恶毒攻击过的老学者。与此同时,老者也认出了他。很自然,在安静的图书馆里,学者的举动反响很大,警察来了——警察中,有一个人是他熟悉的,他的宿敌、胖子比利仔。还有一个也是他熟悉的,是丁姆,他们“四人团伙“中的一个——读到这儿,很容易让人想起“警察、小偷是一家”那句话。而他们却说“我们必须以国家的名义,给一个说法”。在隆冬的黄昏,在乡下,四个警察分别教训了他一遍,“差不多了,哥们儿,你说呢?”亚历克斯被打倒在草地上,他们掸掸袖口,穿戴整齐,回到车上。“后会有期”比利仔说。丁姆则发出小丑般的哈哈大笑。前哥们儿和前敌人得意洋洋地向他挥手。天开始下雨,他绝望地哭泣。可是,他迫切需要的“家”在哪儿呢?前面不远处,是一个村落。在一堆房舍中,他看到了村尽头一所孤零零的小房舍,门上有块门牌,写着——“家”。是作家的家。作家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提神饮料。他洗了热水澡,吃了面包、炒鸡蛋、火腿片、爆绽香肠。作家听他倾述。“我想我知道你是谁”。
  作家正在写一本名叫《发条橙》的书。“这书名颇为傻冒,谁听说过上了发条的甜橙?”接着,“我”以牧师布道的高亢嗓音朗读了“书”的片断:“硬是强迫生机勃勃、善于分泌甜味的人类,挤出最后一轮的橙汁,供给留着胡子的上帝的嘴唇……”而作家热衷的事儿是,“我打电话给对此案感兴趣的人,你看,你会成为十分有力的武器,保证在下届大选中,不让邪恶的现政府连任”。这时,“一切为了事业”的四个人按响了作家之家的门铃,并按照事先安排,迅速地把亚历克斯重新安置在他的新家——食品柜是满的,睡衣在抽屉里。一觉醒来,亚历克斯一片迷茫。墙上传来响亮狂热的乐章,巨大的虚妄袭来,“再见,再见,愿上帝原谅你们毁掉了一个生命。”他爬上窗台,推开窗子,纵身跃下……然而,他遍体鳞伤,却没有如愿死掉。
  后来,有人说他“为自由事业立了大功”,是“罪犯改造计划的受害孩子”,“政府是杀人犯”。内务部长带着报社记者来看望他,面带笑容地告诉他,“我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好工作,高薪水”。并与他握手,让同来的摄影师拍照。爸爸也来找他,“你上了报纸啦,儿子。”他们已经同意他搬回家里住。他忽然感到:“我真的痊愈了。”
  接下来,新的“四人团伙”变成了:亚历克斯、楞恩、里克、布力。场景与开篇时大致相同,他们还是坐在奶吧店堂里,还在议论他们感兴趣的种种话题。四个人中,亚历克斯的年纪最大了,是老大。“做点什么?”在那家茶和咖啡店里,他点了热茶加奶,思考着问题,却见邻座的两个青年竟是他从前的朋友——彼得,与女朋友。“人生应该有所为——结婚生子,使世界这枚甜橙在上帝的手中转动起来。”彼得虽然只有十九岁,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他已经这么做了。
  此刻,最早的“四人团伙”中,乔治在与丁姆、彼得到一富豪家入室偷窃时被发现、误伤,已经死去;丁姆,已经成为警察;彼得,已经成为国家海上保险公司的职员,正在恋爱。女朋友乔治娜是打字员,他们有了另外的活动圈子,偶然喝喝红酒,玩玩填词游戏,他们在——过日子。
  读者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了时光的流转,也看到了时光带来的生活的变化。他说自己“十八啦,刚刚过了生日”。可不小啦!“青春必须逝去,没错的。”他想到了儿子。如果有儿子,无法制止他去作奸犯科,“就像上帝本人,用巨手转着一只又脏又臭的甜橙”。当务之急,他想,他要找到某位姑娘来做儿子的母亲。这是一项“新任务”,要着手打开的“新篇章”。读到这里,不禁惊愕于他迷乱而苍凉的青春,兜兜转转,这么久——他才18岁!而那些经历,有些人,也许一辈子都不曾有过。
  “失去自由意志,你就成了发条橙,看上去有可爱的色彩和汁水,实际只是玩具,被神秘之手上紧了发条……”文学巨匠震惊世界的奇作,它不是说明书、不是教材,而是用艺术的形式展示的活色生香的生活本身。1962年5月,《发条橙》面世了,英国没有一个评论家喜欢它,“黏糊糊的空话……肚子空空的腐朽的产物。”而美国评论家却说:“本书也许看似一本淫秽惊悚的小书,但伯吉斯用英语写了一部珍品——一部哲理小说。主人公的特殊身份——半人半非人。”《时代》周刊说它是“英语文学中的珍品”。“本质上是一部黑色喜剧。在面对邪恶时,喜剧不需要去惩罚或者纠正。它用笑声去腐蚀邪恶。”(马丁.艾米斯)小说设置在一个年代不详的未来,或许已经成为过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寓言般的寓意和深意。
  当初,为了找到与题目《发条橙》很“般配”的故事。作者伯吉斯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他说,这部小说面临的问题完全是文体方面,1960年代的俚语明显行不通,把它锁在抽屉里,去写别的东西吧。于是,他与妻子琳内去俄国度个假。此次之行,“灵光一闪,我找到了《发条橙》文体难题的解决办法……最后我造出了大约200个词。书是关于洗脑的,那么最好的书的文字本身就是洗脑的工具……我们踏上航线上装备精良的轮船准备向蒂尔伯里进发时,小说已经快完成了。”
  写得“入迷”,拍得同样“入戏”。在拍摄同名电影时,为了展示主人公亚历克斯自杀未遂的一幕,一部摄像机也被从窗户扔了出去——1000镑的机器,一下子就报废了。
  伯吉斯,一直希望被人看作是“会写小说的音乐家”,而不是“会作曲的小说家”。他在文中多次提到了莫扎特、门德尔松、贝多芬、巴赫的音乐。书中音乐的内容,不仅是一种情绪的刺激和宣泄,它本身已成为一种角色。是的,一个好的作家,他会调动所有的艺术元素和自身气韵,为他精心营造的气氛服务。而它们形成的综合气息和魅力,自然而然决定了小说的独特风格和气质,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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