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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的世界给你(长篇小说节选)

 
刘嘉陵

 
  站台空寂下来,钢架顶棚以外的露天地还在下雨,银色的列车即将滑动。五号车厢门口,大盖帽、配着对讲耳麦的列车长示意几次了,车窗里那些目光闪闪烁烁。
  “你不会不要我了吧?”她仰脸望着我说,两臂紧紧箍着我。
  我摇头。
  “你要敢那样,我就用鼓槌把你揍趴下,再伺候你。”
  我点头。
  “我真得上车了。”
  她不松手。
  “快来不及了。”
  “那更好,咱们一块儿回学校。”
  列车长喊起来,我挣脱了她,跑过去。
  我们在车上车下挥手,直到看不见对方。
  我叫林晓,此刻正在北京开往东北的时速两百多公里的D字头动车上,带着一个打鼓女孩的香气。
  她叫眉眉,我的第三任女友(不想再有第四任了),身材介于骨感和肉感之间,红狐狸色长发挽起或披散着都一样漂亮。爹妈给了她比夜色还黑的一头美发,她非得再额外花上他们一笔钱,用红狐狸色把那样好的黑色罩住(此前是苹果绿色,再往前是麦草黄色)。
  她在酒吧打架子鼓,在音乐厅打定音鼓,后者才是她的本行。她是燕京音乐学院管弦系打击乐专业的大四学生。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当时她穿着银色的短衣短裤短靴,在小舞台上打架子鼓,我和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在一旁狂喝滥饮。我们曾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演艺公司打工,赚了些钱,准备挥霍掉一部分。山崩地裂的摇滚音乐中,我的目光完全被她套牢,她抡着鼓槌手脚并用猛击大鼓、小鼓、桶鼓、吊镲、踩镲、节奏镲的样子性感极了。后来我才知道,大家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还都是东北老乡,她家在辽东半岛,已经挺像京片子的口音里偶尔会冒出一点海蛎子味。我们好上以后,只要周末晚上她在酒吧有活儿,我差不多都会一陪到底,用飞吻、带头鼓掌、外卖肯德基、冰块哗哗作响的大杯可乐、夜北京街头充满爱意的漫步,犒劳我的女神。
  但她的姓氏有些生僻,姓亢,我最初听说这个打鼓女孩叫亢眉眉时,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晚上,我爸听我说到她的姓氏,表情也奇怪起来。
  我爸林一木,生于一九五五年,身材高大,背部微驼,平生最大野心是成为音乐家。他的野心基本实现了,只是缺少几个“硬件”:音乐学院毕业,官方音乐机构领工资,在册在编。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很棒的体制外音乐家,只是错误地生在凡事需要“硬件”的现代而不是古代。
  我爸三十二岁才得的我,他差一点就得不到我了,这事以后再说。他对我妈说,砸锅卖铁也要让儿子学音乐。后来我如他所愿,考上了家乡的音乐学院,再后来又考上燕京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攻读作曲系“作品分析”专业,一晃儿就要毕业了。和好多外地来京读书的人一样,我原先也想留在北京发展,但北京实在太拥挤了,适于我的饭碗早被一抢而空。我又不愿意只为留下就改行干别的,把音乐专业变成业余爱好,还要住地下室,带着残留的PM2.5吃喝拉撒,脸上总少不了一个防霾口罩。
  我爸的老同学章玮叔叔在家乡城市的广播电台任职,他建议我毕业后到他们那儿。寒假我回家时曾去了一趟那座拔地而起的新大楼,上上下下转一转,还真为那儿的比想象好得多的工作条件动心了。这次回来,我打算向章玮叔叔表明心迹,以后就在他那干了。眉眉说如果我毕业后回家乡,她也回来,到老牌的省歌剧舞剧院或新组建的女子轻音乐团谋个席位。
  窗外的桃花继续凋谢,五一节不远了。我爸我妈听说我能在家多住几天可乐坏了。我和我爸在酒精的怂恿下竞相抢话,手指头都碰上了,像一些会议主持人常说的,我们的“发言很踊跃”。我们先谈了我的毕业论文,又谈了我的毕业作品,一个多月后,它就要在燕京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了,一块儿上演的还有其他几位研究生的毕业作品。我爸对我这部三国故事加上京剧、川剧元素的“合唱与乐队”交响曲寄予厚望,老实说创意就是他为我提供的。一开始我并没多大热情,可越往后越觉得它有意思,可以弄出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们爷俩儿已酒酣耳热,我妈还在厨房扎着亮黄色化纤围裙张罗下酒菜,抽油烟机嗡嗡作响,铲子和炒勺欢快地碰撞。我又把话题扯到眉眉身上,告诉我爸,即将演奏我的作品的学院管弦乐团中就有眉眉,她打定音鼓。“到时候您和我妈一定去北京看演出啊,瞧瞧她打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爸穿着我从北京给他买的紫色鸡心领毛衫,近视镜里微红的眼睛兴奋地闪光,又用右手捋了下花白的发梢,询问起她家的情况。我说起来,她的有官方背景的经商的爸爸,在大学教书的妈妈,她已经更新换代过多少套价值不菲的架子鼓等等。
  这就到了节骨眼处。当我告诉他眉眉姓亢,跟我们都是省城老乡,还打电话向她证实了几个情况,这时我爸忽然不讲话了。我没看出火候,笑嘻嘻地对他说:“爸!今儿我得把您喝桌子底下去,走一个!”
  我爸拉长了脸,把酒杯一推,起身让自己而不是那杯酒“走”了。
  我和我妈(手里还端着菜)都傻在那儿。
  我深信传统的说法:婆媳是一对天敌。现在好了,我未来媳妇的天敌又加上了我爸。
  
  事情同我爸读大学那段特殊的经历有关。
  三十多年前,我爸的年龄和我现在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的五年本科加上三年研究生都快到头了,他还在大学门外晃悠呢。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高考也才恢复几年,好多被耽误的昔日的大学苗子都老大不小了,大多是返城知青,有些人比今天读博士后的人还要大。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抓住了最后的机遇,我爸也是这些幸运儿当中的一个。
  那个盛夏的夜晚,他从十几公里外的工厂穿着汗湿的跨栏背心骑车回到家,我奶奶把查分结果说给他,他一听,老天爷,铁定是考上了!一下子蹦起来,大喊大叫(年久的红油地板訇然一响),还抱起我奶奶在地上转圈。我奶奶已年近花甲,身体发福,但我爸是国营大厂的工人阶级,还有下乡知青的底子,工农兵三项里就差个兵了,抱她转几圈不成问题。我奶奶见她最小的儿子这样快活,自己就更快活了,边笑边打他说:“这个臭小子!快把我放下来!我是你老大嫂哇?”
  一九七九年,好多数字都跟七和九神秘巧合。正是从那一年开始,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定为每年七月的七、八、九号(后来又改为六月)。我爸的高考分数也跟七和九干上了,有四科的尾数都是九。更奇的是,他的地理考了七十九点五分,政治刚好七十九分。
  我爸所在的农业机械厂是有几千名职工的国营大厂,曾直属国家一机部,生产的东方红-28马力胶轮多用拖拉机享誉全国。厂里有好多考生,发榜的时候,教育科墙外长长的大红纸上写满了人名和各科成绩。我爸在看榜的脑袋中间从下往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最后扬起头。他考了全厂第一名,成绩超出文科分数线三十多分,超出第二名的成绩也是三十多分。人人都在打听这个林一木是哪个车间或哪个科室的,有一个女青工惊呼:“这家伙政治考了七十九分!”
  那一年,他是厂里惟一一名考出去的青工。高考的年龄上限已定为二十五周岁,他要是不考上,可能终生与大学无缘。那一年,全国只有二十多万人上了大学,报考者四百六十多万,平均一百名考生里只有六名考中。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平均一百名大学考生里能有七十多名考中。发榜那天夜里,我爸几乎通宵没合眼,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就是没有睡意,眼瞅着窗外的夜色由深变浅。从纱窗进来的暮夏清晨的空气让他觉得,人生真是太美好了。
  绿江大学曾是创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俄文专修学校,校部主楼、图书馆、文科大楼、数理化大楼等沿街的建筑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门脸的中心顶点旗杆下一律是浮雕的五星,有的红色,有的与建筑同灰,周边环绕着镰刀锤子麦穗。灰白色文科大楼在所有建筑中是最漂亮的,正门前典雅轩敞的雕花石柱雨搭,把守两端的圆形古堡式楼角,精致的门窗,柔和的弧形窗顶,颀长的玻璃,都有一种高贵沉静的美。
  从学校正门进去向西直行,可经过文科大楼和图书馆,通道两旁多年乔木的硕大树冠纵横相连,遮天蔽日。文科大楼近边还有好多三四层楼高的松树、槐树、榆树、柳树、银杏树。我爸就读的中文系在文科大楼最高层,三楼,把经济系、哲学系和历史系都踩在脚下。
  窗外树影婆娑,窗内书香袭人,在一片蓝、灰、绿色学生制服(里面是白衬衫)和白色学生校徽的海洋里,他用余光抚摸着自己左胸兜上那枚白色校徽,时常觉得在做美梦,担心会突然醒来。
  
  我爸的故事应当从那个神秘的电话讲起,但此前的若干校园小插曲也值得一提。
  入学不久,七九年级三个班搞了次男篮友谊赛。我爸所在的三班轻取二班,在一班也打败二班后,又同一班对决。
  七九三班男篮的实力看来最强,队长倪高天,学习委员,具有当年女性择偶的标准身高:一米八零,是全队的灵魂人物。其他四名队员是:黝黑结实的体育委员任克艰,个子不高但灵活善战的郝达树,面如美玉而易于绯红的章玮叔叔,绰号“导演”老是坏笑的靳涛。
  三班的“啦啦”队也把其他两班的“啦啦”队给比没了,七九年级的美女、准美女因分班不慎全跑三班去了(其他两班男生曾向辅导员提出抗议),她们在当过知青领袖的团支书廖云的鼓动下,在没上场的男生们的呼应下,优美地呐喊,声色骄人。
  
  女生:七九三!
  男生:加油!
  女生:七九三!
  男生:进球!
  女生:七九三!
  男生:牛逼!
  女生:七九三!
  男生:爱谁谁!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冠军不属于三班。
  最后一场比赛前夜,三班的主力队员郝达树闹肚子了,替补队员郑重上场不久腿又抽筋了,班长老那接着做起替补。老那的“那”是满族“八大姓”之一,细细的眉眼的确酷似宫廷画中的清代老皇上,球打得温了些,所幸没出现大的失误。孰料几个回合之后,老那刚进入状态,脚却一下子崴了。七九三已无替补队员,他又身为一班之长,只得咧嘴皱眉,一瘸一拐地硬撑着。那是个轻伤不下火线的战斗年代,但队友们很快意识到,老那该下火线了。
  倪高天举手叫停,跟裁判打过招呼后,把国际蓝运动衣袖子一一从肘部推到腋下,目光向场外扫射着。三班“啦啦”队的男生们刚才还豪情万丈呢,一听要他们上场,都连连摇头。倪高天的目光又捕捉到我爸,和队友们一块儿走过去。
  我爸穿着四个暗兜的灰色涤纶制服,白的确良假衬衣领衬在里面,风纪扣谨严地系在喉结下。他文绉绉地重申自己与篮球素无缘分。
  “穆铁柱在老家卖鸡时也没打过篮球。”“导演”说。
  “我能跟人家比吗?他两米二八,我还差四十二公分呢。”
  “是啊,你的体重也没到一百六十公斤,脚也没到五十二码,这我们都知道。但你是七九年级第一身高啊。”倪高天说。
  “你就是七九三的‘穆铁柱’!”章玮叔叔说。
  “别扯了,我连球都抓不住。”
  “你也不让他们抓住球。”“导演”说。
  “可这太不严肃了吧?”
  “你就忍心让他们五个打我们四个?”章玮叔叔说。
  “那你们就忍心让我做不严肃的事?”
  “你逍遥场外就更严肃吗?”“导演”说。
  “我可没逍遥场外,我嗓子都冒烟了。”
  “那正好歇歇嗓子。”章玮叔叔说。
  “‘啦啦’队需要我。”
  “‘啦啦’队才不需要你呢!”军绿上衣、一对刷子辫的廖云向他喊道,她身边的美女和准美女们也齐声附和:“我们不需要你!”
  这下我爸可没脸儿了,不得不说:“我只好服从了。但这是你们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你们要为这样的选择负责。”
  “行了老兄,甭说绕口令了,别把球投错篮就行。”倪高天说。
  我爸脱掉制服和假衬衣领,亮出花花绿绿的毛背心(我大姑把她的花毛裤拆洗后为他织的),穿着黑色造革面鲇鱼型皮鞋就上场了。他听见“导演”和倪高天说:“重色轻友!这小子。”
  哨音一响,比赛继续下去。
  看似稳操胜券的三班男篮最终却输掉了,屈居亚军,虽然我爸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眼镜不时下滑。一场没赢的二班还弄了个季军,七九年级若像七八年级那样再扩招一个班,殿军也有了。
  七九三班和冠军队七九一班只两分之差,那个关键一球是最后时刻我爸替一班投进的。那一瞬间他神勇异常,超水平发挥,上篮姿势就他自己来说几近完美(也有人说那是“端尿盆式”),抵达了他技术曲线的最高点。
  终场哨音随即吹响,他高举双臂,蹦起来欢呼,为班级和自己的荣耀,还奇怪队友们何以那副神情。
  倪高天仰天长叹:“天亡七九三也!”
  那段渐渐转凉的日子里,我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他几乎娱乐了整个中文系。文科大楼三楼走廊上,他时常瞥见某种窃笑,听见这样的嘀咕:
  “看哪!七九三的‘穆铁柱’来了!”
  “就是往自家篮筐投球那老哥儿吗?”
  “可不,那是他唯一一次进球,还是‘干篮’呢。”
  “听说他还来了次‘倒挂金钩’?”
  “没错!他脚比手好使。”
  “那干吗不去踢足球?”
  “那时候手兴许又比脚好使了。”
  “听说他擅长抱球跑而不擅长拍球走?”
  “他最擅长的是把球传给对方。”
  “这老哥儿还借鉴过排球技术?”
  “他好几次都把球扣出界外。”
  一个共识在七九年级达成:这么高个子给了林一木,无异于暴殄天物。
  
  就在我爸为赛场糗事抬不起头的时候,一次歌咏比赛救了他。
  “国庆节过后,有个周六的下午,我们班教室的黑板上被谁抄上了一段歌词,歌名叫《绿江大学校训歌》。一个穿着灰色翻领上衣的女生上了讲台,抄起教鞭,教我们唱起这首歌,为全校新生的歌咏比赛做准备。她叫陆星移,文娱委员,来自吉林省,应届高中毕业生,‘啦啦’队中的活跃分子,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七九三班开第一次班会,每个人做自我介绍之后表决心时,她发言的结束句是:‘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缴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几十年后,在一次同学子女的婚礼上,我把这句话说给她,她却笑得不行,说‘得了吧,谁那么说过呀?你又在编故事!’周六的午后通常都没课,同学们多半打打球,逛逛街,聊聊天,补补觉,缓解一下一周的辛苦。我们那年因为校舍紧张,家在本地的大学生一律走读,我和其他几名走读生如果没回家,也会在教室里伏案小憩。可是那天,我们小憩不成了,那首本该贴在墙上而不是放进嘴里的训诫歌曲占据了整个下午。幸好那是由陆星移教唱的,她清脆的嗓音,苗条的身材,素色外衣里的藕荷色衬衣,偶尔一现的兰花指,人性化地缓解了沉闷的气氛。她真是唱歌的料,人长得也漂亮,换一首歌她会更漂亮,可那首歌要是换个人教就更要命。
  “几天后,在陆星移的张罗下,我们开始排练这首歌咏比赛的规定曲目。七九三班来路复杂,城、乡中学应届毕业生虽然占了多数,但也有一些年龄挺大的工人、插队知青、退伍军人和职员,天南地北哪来的都有。陆星移才十八岁,从一个校门走进另一个校门,面对形形色色的各路神仙(好像个个身怀绝技,有的比她大近十岁),却要对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他们一遍遍地唱‘正确地微笑,整齐地呼吸;一致地开腔,一样地梳洗’……她显得挺困窘,甚至有些歉意。等我们挪开桌椅,慢腾腾地排队形时,她嗓子都有点哑了。团支书廖云亮起大嗓门嚷嚷着:‘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可是新时代的大学生啊,怎么这样萎靡不振?’三七分背头的班长老那用浓重的东部口音对大家说:‘这首歌好听不好听呢?我对音乐是外行中的外行,嗓子比脖子都粗,也不会唱歌,所以说不出个好赖。但要是让我自个儿的耳朵发表意见,它们也会说它属实不怎么好听。我们的耳朵不会欺骗我们。同学们对这首歌不怎么感冒,可以理解,也完全正常。但我们一生中唱的每一首歌并不一定都要好听,好听的歌是让我们休息的,不好听的歌是让我们工作的。如果工作的时候也听好听的歌,工作就做不好了,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的。何况这是学校布置下来的政治任务,大家说哪一首上面让唱的歌好听过呢?可以说基本没有!否则也犯不着动用行政手段来推广它们。我再重申一遍,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百分之二百的乐盲。但我还是想恳请大家,以七九三班的荣誉为重,用最大的耐性和牺牲精神完成好这次政治任务。把它作为一块难啃的骨头,牙嚼碎了也一定要把它啃下来。享受着唱歌是一种权利,难受着唱歌却是一种义务。拜托各位啦!’老那说完,章玮接了句:‘那我们只好继续难受喽。’大家都笑。倪高天说:‘先换首不难受的歌享受享受嘛。’大家都赞同。可到底选哪首不难受的歌却莫衷一是。‘导演’笑嘻嘻地说:‘就唱《两只老虎》!’廖云说:‘严肃点啊,这不是在开联欢会!’我止不住说了句:‘《两只老虎》还真可以考虑!’我个子最高,站在最后一排。大家都转过脸看我,我左边的倪高天和右边的‘导演’也好像不认识我了。”
  
  篮球决赛后,我爸仿佛潜水艇一样在海面消失了,现在忽然又浮出水面,人们的嘴角便有了微微的笑意。廖云瞪了我爸一眼,说:“你可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就这么履行职责?”
  我爸说:“要不是为了履行职责,我还不说这话呢。”
  廖云说:“唱《两只老虎》?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爸说:“没开国际玩笑。不过你也没全说错,《两只老虎》还真是一首国际化的歌曲,英国、法国、德国都有不同的版本。中国版的《两只老虎》大革命时期还有个版本,叫《打倒列强》。我们可以练练这个革命的版本。”
  倪高天两手插在绿军裤的裤兜里,三接头皮鞋啪啪点地,对我爸说:“你先示范示范得啦,别光说不练。”
  我爸又像在篮球场外那样,忸忸怩怩,“导演”和章玮叔叔强行把他架到队列前面。
  我爸摊开双手说:“这对歌咏比赛没什么坏处。”
  老那说:“大林你就弄吧,帮大家开拓一下思路。”
  我爸不好意思地笑了下,用不算嘹亮却很浑厚的男低音唱起世界各地不同版本的《两只老虎》,还打起拍子,近视镜后面有些发涩的目光和教室里每一对目光在律动中交流着。大家都惊讶地望着他,嘴角上嘲讽的微笑随着歌曲的进展渐渐消失了。他们准会想,一个人的舞台不一定非在篮球场上。
  女生小声跟着唱起来,男生也加入进来,歌声越来越响亮,人人脸上都闪烁着丢失多年的孩童之光。我爸就势指挥起大家,富于感召力的动作和表情令歌唱由最初的戏谑渐至庄重,七九三同学好像第一次喜欢上了这个集体。
  这首比任何作品都长寿的经典儿歌合唱了好多遍,教室门不时被从外面推开,走廊上嘈杂起来。
  歌刚唱完,教室里一片欢呼和掌声。
  我爸问:“同学们,我们唱得怎么样?”
  大家齐声高喊:“好!”
  我爸说:“那为什么我们的团支书一直在皱眉头?”
  廖云说:“对!我是皱眉头了,因为这是小孩子在过家家!”
  我爸说:“她说得没错,我们不能止于儿歌的水平。”
  我爸说《两只老虎》可以保持原作的活泼和游戏感,但既然是新时代的大学生,就要有更高的专业化追求,既要字正,又要腔圆,应当用成人的方式唱这首非成人的歌曲,这就是艺术中的反差原则。反差原则会化腐朽为神奇,比如男人用男人的方式唱女人的歌,女人用女人的方式唱男人的歌,儿童用儿童的方式唱成人的歌,成人用成人的方式唱儿童的歌,以此类推。他是在说绕口令吗?当然不是。他是在讲一个道理,在讲一个看似反串却高于反串的新艺术形式的探索。
  我爸指挥大家投入艺术实践,第一遍男女生强声齐唱,如猛虎下山;第二遍女生一句男生一句弱声分唱,如夜袭敌营;第三遍强声轮唱,女生先唱,男生在“两只”后面模拟跟进,结束句女生多唱两个字“真”和“奇”后,同男生在“怪”字上胜利大会师。
  我爸还设计了第四种合唱方式,先由男生主唱,唱到“老虎”的“老”字时,女生用5的音高穿插着唱“啦啦啦啦”。男生唱到“跑得快”的“快”字时,女生再重复前面的“啦啦啦啦”。第二遍时,男女生角色互换,女生主唱,男生“啦啦”。唱到“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时,我爸蓦地用右手食指直抵左手掌心,做了个体育裁判命令中止的动作,场内骤然静下来,一片困惑的目光。就快激起众怒时,我爸才猛地瞪大眼睛,扬起双拳,指挥全体唱出三个字:“真!奇!怪!”接着又指挥他们用高八度吼了一遍。
  我爸跟我讲,他甚至设想过第五种唱法,让女高音陆星移用颗粒状的花腔“哈哈哈哈”装点主旋律,以主和弦分解的方式逐级推进,在主旋律的上下不停地跳动。陆星移肯定有这个能力,但他担心不喜欢复杂音乐的同学反感,尤其是她的潜在同性敌手反感。团结是第一要务,文体活动应使一个集体更有凝聚力而不是相反。
  《两只老虎》意想不到地唱出这么多花样,七九三班同学大为兴奋。但他们在歌词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应当唱成“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应当唱成“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最后都把目光对准了我爸,希望他做权威的仲裁。我爸有些为难,他知道结论只有一个,但又不愿挫伤另一方的自尊,只好使用外交辞令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不妨并存,但要说哪种唱法更接近这首歌所源自的民间故事,那他只能坦率地说,“耳朵”版更为接近。“耳”派欢呼起来,“尾”派却不服,吵来吵去,两派再次把目光都交给我爸。我爸说,那个民间故事讲的是一对虎兄虎妹相爱,但它们是一母所生的近亲,犯了族规,除非不再相爱,否则要割去一套身体器官作为惩罚。虎兄虎妹宁愿受罚也要终生厮守,虎兄便失去了眼睛,虎妹也失去了耳朵。但妹妹可以替哥哥看世界,哥哥可以替妹妹听世界,这就足够了。它们继续出双入对,并肩奔跑,才不管别人的大惊小怪呢。
  同学们为这个忠贞的爱情故事热烈鼓掌,我爸却说,这首歌其实应当做计划生育教材,让每一对去街道办事处办结婚证的新人唱一唱。“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唱的虽然是老虎,但那似乎也在暗示,近亲生育的婴儿视力或听力可能会出现异常。
  笑声中,我爸结束了即兴指挥。刚要下场,廖云叫住他:“那歌咏比赛怎么办?横竖不能真去唱《两只老虎》吧。”
  陆星移也说:“是啊,你就负责到底吧。”
  我爸犹豫起来。我爷爷奶奶从小就教育他可以展示自己,但一定要适可而止。
  老那说:“大林,一看你就是老手,别客气了。”
  我爸说:“人家陆星移是文娱委员。”
  廖云说:“那你还是宣传委员呢!”
  倪高天喊道:“谦虚过度可就是虚伪了!”
  大家也都附和着。
  我爸只好又回到音乐指挥的角色里,但刚才还带有联欢会鼓动者的即兴色彩,现在可要动真格了。他向上推了下眼镜架,用近视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一圈,试图捕捉最后的不严肃者。对仍在小声说笑的同学,他使了个专业的“范儿”,将食指竖在唇上,轻轻“嘘”了一声。这一招很奏效,教室里即刻静得像空无一人。从中世纪欧洲教堂唱诗班时这一招就开始奏效了,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国东北这所大学的一个歌咏参赛班。所有目光都被我爸俘获之后他讲起来,先是晓之以理地抚平了大家对那首训诫歌曲的反感,说一首歌曲动听与否并不全取决于曲调,更与歌词无关,关键要看表现形式。独唱是对一首歌曲优与劣的最为严峻的检验,合唱则不然,多个人声合鸣本身即是一种美,哪怕只是一个无字之音。古人所说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应当指众多的“肉”音,换成他的话就是:“单肉不如多肉。”就凭刚才那首《两只老虎》,三班完全有能力在歌咏比赛中崭露头角。但还远未到自我陶醉的时刻,还须严格按照合唱艺术的规律,把演唱从群众性活动的水平提升到艺术创造的高度上来。我爸这时使用了一个西洋音乐术语“卡农”,借以说明轮唱的原理,这让人群中的倪高天冷笑起来,觉得他在卖弄音乐知识。几天后,当过步兵的倪高天和当过炮兵的老那在课下谈论“加农”炮时,我爸对倪高天说,音乐的“卡农”和军事的“加农”同为专业术语,不该受到不同的对待。
  一周后的初赛中,七九三脱颖而出。但我爸说《两只老虎》仍然功不可没,没有它的开蒙,就不会有校训歌的凯旋。
  最后又搞了次决赛,七九三一举夺魁。在我爸的独特处理下,校训歌变得不那么乏味难听了,成为一部蛮唬人的复杂声乐作品。头几句“从我开始,从今天开始,踊跃服从铁的秩序”,他们是轻声潜入的,听上去像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游击队之歌》的翻版,旋律之美虽远不及那首歌,神秘气氛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使他们每唱到这里,歌声都无一例外地被掌声湮没。接下去那些歌词,我爸处理得更为繁琐,正如他一再对我说的,艺术处理有两大诀窍,一个是复杂问题简单化,一个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七九三班大获全胜采用的是后一种策略,那首原本极单调的训诫歌曲被我爸搞得十分复杂。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声音条件所限,尚未抵达更佳的合鸣境界,他只好用所能掌握的西洋合唱的好多花样弥补不足。他们甚至稍嫌聒噪地唱出了四部轮唱,以强调歌曲的核心内容:
  
  正确地正确地正确地正确地
  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整齐地整齐地整齐地整齐地
  呼吸呼吸呼吸呼吸;
  一致地一致地一致地一致地
  开腔开腔开腔开腔,
  一样地一样地一样地一样地
  梳洗梳洗梳洗梳洗;
  应有地应有地应有地应有地
  发问发问发问发问,
  无害地无害地无害地无害地
  沉思沉思沉思沉思;
  严肃地严肃地严肃地严肃地
  娱乐娱乐娱乐娱乐,
  庄谨地庄谨地庄谨地庄谨地
  起居起居起居起居……
  
  在我爸全身都动的豪迈指挥下(文革年代练就的本领),七九三班的合唱收获了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他也由篮球罪臣变为音乐功臣。
  
  但那个神秘的电话该来还是要来。
  那天早上天很冷,北屋的窗玻璃都起雾了,我爸裹在厚厚的被子里,睡得正香。枕边一定有本书,这习惯他今天还保留着。
  我奶奶不忍心叫醒她的小儿子。他每天用功到深夜,星期天不多睡会儿还啥时候能睡呢?但电话里的口气挺急,还是得叫醒他。
  三十多年后,一个人在家里接电话太寻常了,可三十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就不太寻常。是的,我爷爷家有电话,公家为他安的。我爷爷是本市党报的一号首长,每天都要用电话谈报纸的事情。当年这座城市里的电话还不多,号码仅五位数,我爷爷家的是24463,章玮叔叔喜欢用音乐简谱的方式念成“来发发拉米”。
  那个深秋的早上,“来发发拉米”被什么人拨响了,我爸从被窝里钻出来,下了地,睡眼惺忪地去了客厅。他打了个喷嚏,我奶奶为他披上一件衣裳。
  电话是我爸技校时代的班主任打来的,我爸这下完全清醒了,亢奋地向他打听农机厂的情况,用车轱辘话反复诉说着对厂子的怀念。班主任也问了问我爸的读书情况。一会儿他压低声音说:“大林,有件事。”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爸说,“只要能办到,我头拱地也给您办。”
  “有一封信。”
  “您可别鼓励我早恋啊。”我爸打哈哈说。他们年龄差距不大,技校时期关系就像兄弟。这个厚道的黑汉子作风民主,对我爸又太赏识了,我爸私下里跟他讲话就有点没大没小。
  班主任异乎寻常地严肃起来,说:“别逗了大林,是封匿名信。”
  “匿名信?”
  “有人告你技校毕业不到两年就考大学,市招生办的人都来了,昨天我去厂办大楼时听说的。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话筒里响起嘟嘟的忙音。
  我爸望着客厅书柜上那台老式的黑色拨盘电话,半天没动弹。
  那是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上午,我奶奶家依照多年的习惯,全家人赶在冬季来临前聚在一起,把几十棵晾在楼外的大白菜一棵一棵收拾好,洗干净,装进缸里渍酸菜。那口缸够大的了,缸口直径近一米,但要把拾掇得嫩绿洁净的大白菜都装进去,也不那么容易,须从缸底一棵棵码好,塞严,不留缝隙。缸底先要撒上一些用来杀菌的大粒盐,然后铺一层菜,撒一些盐。铺到大半时,还得有人进缸里用力往下踩,这样就可以多装进几棵,使漫长的冬季里有更多酸菜可吃。
  我的两个姑姑,两个姑父,二大爷和他即将过门的未婚妻,还有我爸和我爷爷,一家人都被发动起来了,而总指挥就是我五十七岁的奶奶。她不再像几十年前的黑白老照片上那样苗条秀丽了,头发已经花白,走起路来东摇西晃,气喘吁吁。眼神还很不济,那是两年前突患视神经炎的结果。但这个总指挥她还是要当的,一缸大白菜若要禁得住考验不致腐烂,最终成为餐桌上鲜黄、酸脆、爽口的美食,必须经过细心的挑选和严格的工序,不能有虫疤也不能有腻虫,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操作者手上和洗菜家什儿上不能有油,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反正没有我奶奶做总指挥,阳历年、阴历年的酸菜馅饺子和五花肉燉酸菜就甭想吃上。
  我奶奶扎上破旧的围裙,在寒风中亲自上阵,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她坐在小板凳上,脚边有一面圆圆的木头菜墩子,每棵精选出来又传到她手上的大白菜,她都要捧到眼前细细察看,把外面一层菜帮扒掉,再用菜刀把根茎切下来。大白菜晾晒一段时间了,外面的菜帮好似陈旧的外套,脱掉之后,嫩绿可人的小胖墩儿就显现出来。它们有的会从她手中滑落到地上,我奶奶拾起那棵菜,一面接着拾掇一面慈爱地说:“你还有啥不乐意的?眼看要上冻下大雪了,在缸里不比在这儿暖和?”
  菜帮边缘和尾部的嫩叶也要剔去,它们容易在缸里烂掉。我奶奶把它们放进脚边的一只大铝盆里,连同一些不太老的菜帮,一块儿做午餐菜包子的馅料。
  我爸进了大缸,利用体重,让快要到缸口的大白菜再下沉一些,还有不少菜要装进去,直到冒尖。大缸是从乡下带回来的,用了十多年了,我奶奶对它珍爱如初,告诉我爸:“轻点,轻点,别直往墙上撞。老缸了,得哄着点,别给整裂了。”
  我爸说:“咳呀!不就一破缸吗?”
  我奶奶拍打着双手,笑道:“这个臭小子,半天也没个话,一开口就跟吃了枪药似的。”
  我二大爷站在一旁,看着我爸。只有他知道我爸为什么会这样。
  中午,全家人围坐在小餐厅里,吃着热气腾腾的菜包子,我爷爷还喝了一盅白酒。我爸没吃几个就撂了筷子,我奶奶偏爱她最小的儿子,催他再吃几个,他抬屁股走了。
  我二姑在他身后说:“咱家包子没他们大学的好吃。”
  我爸把通往客厅的门狠狠摔上,磨砂玻璃碎了满地。
  
  
  我爸的故事说来话长。
  一九七六年末,他得到一个回城念技校的名额,那是天上掉下的寥寥几张馅饼中的一张。那会儿他当插队知青四年了,“工农兵学员”的历史尚未终结,靠“政治过硬”上大学比登天还难。退而求其次,能读上中专或技校,将来穿上一身神气的蓝灰色工装,做一名国营工厂的技术骨干,仍然是下乡知青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技校是市农业机械局办的,学制两年,他们那届有两个班,一个是机械加工班,一个是铸造班。机械加工意味着技术含量高、工作条件好的车、钳、铣等优越工种,铸造却意味着技术含量也许不低但工作条件较差的翻砂工。我爸幸运地分在了机加班。他用圆规画各种圆形弧形还是有一套的,用游标卡尺量机件的内圆外圆尺寸也很精确,可他一点不喜欢这些东西。铸造班对机加班很敌视,我爸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技校的两年,校舍总不固定,至少搬过三次家,越搬离省城越远。课堂阶段很短并且断断续续,大半时间都用在下厂实习上。正规的技工学校应以阵地战为主,我爸他们的技校却一直在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暂时借到校舍就上课,校舍没了便去实习。他们甚至在城郊一座碉堡似的废弃不用的古怪建筑里上了几天课,师生们进出都须弯腰,临时课堂的出入口像是稍大些的碉堡枪眼。
  一九七七年底,中断多年的高考又恢复了。我爸正念着技校呢,忽然发神经要报考音乐学院作曲系。插队年代他曾是十里八村闻名的文艺尖子,做过一年乡村小学的音乐老师,唐山大地震那段日子还参加过市文化宫举办的群众歌曲创作学习班。在技校他更是编编写写、吹打弹拉的能人,连铸造班最凶狠的大块头大江见到他,都丢下班际间的敌意,用“聂耳”称呼他:
  “才去吃饭哪聂耳?”
  “你们机加班那帮逼都欠揍,就你还行聂耳。”
  “能喝酒吗聂耳?”
  “你这大体格整一斤白的没问题聂耳。”
  一个令人生畏的大块头张口闭口称他“聂耳”,时间久了就有一种暗示作用。我爸不想做技术工人,只想做聂耳那样的音乐家,考入音乐学院作曲系,每天写一首曲子,十年下来,扣除节假日和病休,至少能写三千首,是唐诗三百首的十倍。
  我二大爷在音乐学院有个搞音响的哥们儿,强烈建议我爸考他们学校,在他的工作间放音乐磁带让我爸听,把我爸的得意之作拿给作曲系老师指点,我爸过生日他还送我爸一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总谱,并跑来跑去为我爸安排琴房,让我爸在里面丁丁当当砸了几天钢琴。好多作曲系的考生都有钢琴童子功,我爸童子时代却只吹过口琴。他倒是不服输地想做一名口琴作曲家(怎么说口琴也是多声部乐器,而那正是作曲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二大爷的哥们儿却告诫他革命热情代替不了科学态度,能砸几天是几天。钢琴自学把我爸折磨得面容憔悴,有童子功的人弹钢琴用的是人手,没有童子功的只能用鸡爪子。一个报考作曲系的人哪怕一支曲子没写过,只要他弹过几年钢琴就够了,因为钢琴曲里埋藏着作曲技术的全部奥秘和相当多的创作酵母。一双没摸过几年钢琴的手没资格去摸作曲系的大门,哪怕他脑袋里塞满了音符、旋律、术语、音乐史掌故和音乐家轶事。
  (现在我懂了为啥我五岁不到他就带我去学钢琴,三天两头就因为练琴揍我一顿。)
  但我爸还是不死心。中国最好的作曲家之一李劫夫也没有钢琴童子功,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是个穷苦的小姑娘》《将军回乡来》《哈瓦那的孩子》《忘不了五月七日那一天》等好多歌曲却是不朽之作。
  我二大爷的哥们儿大半年的热情鼓励算把我爸坑苦了。这不全怪他,我二大爷的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他对我爸说:“别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你要这样想,即使只招一名也一定是你!只招两名你也一定能排第一!破除迷信!轻装上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大半年过去了,他们渐渐意识到事情的荒谬性,决定尽快调整我爸的人生航线,在他走火入魔前,根绝他对音乐学院的一切妄想。
  我二大爷在一家国营大厂的宣传科挣钱吃饭,这个好饭碗是靠一篇文章谋来的。刚从乡下抽调到那家大厂,有个小干部模样的人让等待分配的返城知青每人写一篇感想。谁都嘻嘻哈哈,没当回事,照例去逛商店看电影,我二大爷却趴在临时住处的长条椅上写了半个晚上。几天后分配工种和车间,他直接去了宣传科。这还真非偶然,上小学时他就是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长,还当过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从“鱼跃”中悟出人生道理。什么叫“鱼跃”?就是冒险扑球。不那样更危险,扑了才可能险中取胜。我二大爷的一生常处于“鱼跃”状态,他也希望我爸不停地“鱼跃”,报考音乐学院即是“鱼跃”之一。可正当我爸就要起跳之际,又动员他停下来。那天我二大爷用宣传干部高超的语言艺术安抚我爸良久,提到高尔基和另外好几个“基”,还说了一句当年说者甚少的稀罕话:“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爸说:“我不考了还不行吗?我就做一个逃兵做一个狗叛徒还不行吗?”
  我二大爷说:“就算你真要考,技校也不会同意的。你还是在读生呢。”
  那年冬季,“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开始了,次年又有了第二次,但我爸始终处于局外。直到技校毕业前夕,他的大学妄想才死灰复燃。那起因于一次全市文艺汇演,我爸临时被借到农机厂文工团参加演出,在民乐队拉中胡,在男声四重唱里唱低音声部,还兼作曲和配器。有几个节目是大学生表演的,水平在整个汇演中也就中等偏上,但他们那股天之骄子的自豪劲却刺激了我爸。他们放开喉咙高唱:“我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继往开来,豪情满怀!”这句穿云裂石的吼唱反复多次后,我爸的嗓子渐渐发干,脸上也冒汗了。他这才明白,考不考音乐学院不重要,重要是的成为“新时代的大学生”,“继往开来,豪情满怀!”
  又一个节目开始了,来自各大专院校的几十名大学生在手风琴伴奏下跳起集体舞,都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抹着红脸蛋,舞步简单却充满青春活力。在不断变换队形的群舞中,一对漂亮活泼的男女大学生跳起双人舞,他们穿着鲜艳的哈萨克族服装,女大学生彩饰的圆帽上有一簇洁白的羽毛。他们跳得那样轻松优雅,笑得那样幸福甜蜜,做背景的大学生和台下观众齐声为他们按节拍击掌,他们又做了几个帅气的造型。
  全场演出的真正高潮到来了,缤纷的色彩,醉人的音乐,天之骄子的狂欢场面。我爸坐在观众席上暗自发狠:“有一天我也要站在他们中间,同他们一块儿跳舞,一块儿振臂高歌:‘我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继往开来,豪情满怀!’必须这样!”
  
  “农机厂的历史还挺复杂呢,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东北联勤总部所属的四零一汽车修理厂,专门维修军用汽车,而四零一厂的前身呢,又是日伪时期的满洲橡胶株式会社,生产军用橡胶。‘大跃进’以前,它曾叫过‘机械十九厂’,后来改为‘农业机械厂’。有十几个车间,条件最好的是工具车间,负责为其他车间生产各种工具、量具和卡具。它比所有车间都亮堂,窗户亮堂,照明亮堂,墙壁亮堂,机床亮堂,开机床的人也亮堂,难得见到几位上岁数的师傅,大部分都是相貌不凡的青工。如果那时候可以搞‘工人阶级集体选美’,拿金牌的肯定是工具车间。技校毕业前最后一次实习,机加班一部分同学被安排在了那儿,实习车工,我也是中间的一个。多年来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初,我没在最亮堂的工具车间实习,而是去了不那么亮堂的机修车间、冲压车间、底盘车间或发动机车间,后来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或者,我去是去了工具车间,但没给小苏师傅做徒弟,后来的事情是不是也不会发生?
  “那天同学们都有了岗位,就剩下我和扬子。男班组长先把扬子安排给一个红脸青工做徒弟,接着就转圈看。离扬子实习的车床不远也有一台C620车床,旁边有一个女青工正在忙碌,戴着护士那样的白色无檐软帽,蓝灰色背带裤工装外面扎着棕色的人造革围裙,手里拿着一个T字形卡盘扳手。男班组长走过去,对她说:‘小苏,就剩下这大个同学了,交给你吧。’她好像挺不情愿,如果允许她自由发表意见,她准会说不。这怨不得她,我人高马大,占地方也挡视线,换了我是她,也不会情愿。别的同学的师傅都为他们在工具箱里腾出了放衣服的地方,因为车间更衣室不能为实习生提供什么,我这位小苏师傅却没给我腾地方。我就备了一套肥肥大大的旧衣裤,上衣是草绿色,裤子是鼠灰色,还打着补丁。每天我赶到工作地点都把旧衣服套在制服外面,晚上下班时,脱巴脱巴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那套‘旧盔甲’我团成一团,随便找个缝隙塞进去了事。
  “小苏师傅长得有点像新疆姑娘,眼睛挺大挺圆,就是稍稍发涩,后来我知道那是近视所致。她年龄还没我大呢,这是扬子的红脸师傅告诉扬子的,扬子又告诉了我。但我也得管她叫师傅。她取了个苏联的名字,卓娅,不知道她还有没有叫舒拉的弟弟。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卓娅和舒拉,姐弟俩都是苏联青年英烈,为反抗德寇英勇献身。姐姐是被绞死的,还不让收尸。弟弟怒而参加苏联红军,好像当的是坦克兵,最后也战死沙场。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事情。小苏师傅十多年后在中国降生时,按照当年时尚,她爸爸也为她取了那个苏联女英烈的名字。
  “她话很少,通常都是自己闷头干活。如果我主动问:‘师傅,我干点啥?’她就向车床四周扫视一圈,勉强说些你把这个地方归拢一下,那个地方腾一腾,一会儿上料之类的话。如果我把什么都干完了,站在一旁瞧她在嗡嗡响动的床子上切削工件,她偶尔也会说几句‘手动进刀时,先浅点吃刀试探着,再逐渐加深,尽量别打刀’这类话。读技校期间,我实习过几次了,在一个小厂的机械加工车间跟一个男师傅早已学过车工活,他个头比我还猛,车床垫得很高。我成了他的徒弟后,全厂上下传为美谈,都说从没见过师傅、徒弟和床子都这么高的。时常有人过来和大个师傅闲聊几句,捎带着问问我的身高,‘爹妈都是大高个吗?会不会打篮球?这么高个不会打篮球?逗谁呢?你邹师傅可是俺厂男篮的主力,中锋!没事你跟你邹师傅也学学打篮球,别光学滚花和挑扣。’一个技校生需要掌握的初步的车工技术我都掌握了,而更高级些的车工活儿,车丝锥啦,挑蜗杆啦,挑丝杠啦,小苏师傅都很少碰到,我就更不用往上合计,只做我认为该做的,清洁车床,注润滑油,整理工作环境,洒水扫地等等。有一天,小苏师傅在床子上为一个技术比较复杂的工件折腾了好久,一位中年女质检员来了几趟,用各种量具量完这里量那里,两个人还在工具箱旁对着一张蓝不蓝紫不紫的图纸说个不停。后来,她的活儿总算合格了,但心绪也完全搞坏了,理都不理我,接收了两箱毛坯工件后,又一声不吭地为它们做起粗加工。都是茶杯粗细、一拃多长的圆柱体,先把一个端面切削平整,露出亮晶晶的白茬,再把圆柱表面生了锈的外皮削掉,缩小几毫米。下班前,她干完了少半箱,始终没话。我也不说话,就悄没声地为她续毛坯,再把她粗加工好的工件放回木箱里。
  “第二天,她来得晚了些,出现在我面前时,仍然是一身工作的装束。她打开电源,打算接着把那箱活儿干完,可一低头,见箱里的工件全都亮晃晃的了,整齐摆放着,便对我说:‘哟!你全干完了?’她拾起一个,拿过游标卡尺量起来,接着又拾起一个,继续量,总共拾了不下四个。我可以埋头干上一整天初加工的重复劳动,从不嫌腻味。那时刻机声隆隆,卡盘飞转,刀具接触褐色圆柱体毛坯时,哧哧尖叫,火星飞溅,就像在削土豆皮,一长串螺旋形陈腐外皮削去以后,新鲜的肉显露出来。我很享受那样的时刻,但我更享受一个师傅开始拿你当徒弟的时刻。小苏师傅忽然问我:‘你手怎么了?’我当然知道怎么了,为了尽快干完那箱活儿,我的右手掌边被一个工件锋利的棱角刮了一下。我早感觉到疼痛了,也并非不在意悄悄滴出的血,但小苏师傅一问我却开始逞能,拒绝向一位娇小的女子出示伤口。她走过来,抓起我的手看。血已经凝固,真的没什么大碍,但她执意把我押送到车间医务室,做了处理,卫生员还用雪白的纱布把我的手包起来。师徒二人在众目睽睽下回到岗位后,我打算把第二箱活儿也干完,她几次阻止我都坚持,后来她就不见了。过会儿她捧着一只大茶缸,来到我面前,命令我停下来喝水。‘喝水’?对,她就是这么说的。但我一喝,哪是水呀?是厂里自制的加了盐的保健汽水!还挺凉的,爽口极了。她逼着我把大半茶缸汽水全部喝光,我做到了,接着就开始打嗝儿,一面向对我坏笑的扬子做鬼脸。
  “扬子英俊高大,多才多艺,却又谦逊温和,和我在技校时就是要好的朋友,很多话题都能谈得来并深入进去,还一块儿打排球,玩乐器,纵论天下。有一年夏季,我俩一人买来一把廉价小提琴,天天晚上在蚊虫叮咬中一起锯来锯去,一锯便是几个时辰。当年流行的大部分电影音乐都被我们一一锯过,少有漏网者。扬子的红脸师傅最近活儿不忙,常有位哥们儿过来窃窃低语,他就很懂事地回避开,到我这里闲扯几句。他告诉我,他师傅说小苏师傅在车间里清高是出了名的,基本上谁也不搭理,能对我这样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那天下班时,我刚要把脱下的旧衣服塞进哪个耗子洞,小苏师傅忽然不答应了,非让我把油污点点的一团烂布放进她的工具箱。我不干,她急了,说:‘你还是不是我徒弟?’我当然得说是了,她就说:‘那好,把衣服给我。’我还在犹豫,她一把抢过去,放进她腾空的一个格子里。这下我才得以一睹她那精致的工具箱,实在是整洁清新,连味儿都好闻,我那身破衣服真不配呆在那儿。
  “下班时我从没见她像别的女工那样,摇身一变成波浪头、一身时髦衣装,铃声一响便带着小跑往家赶。之前我帮她收拾完残局,把床子的灰色床身、主轴箱、溜板箱、刀架、进给箱,银色的导轨、光杠、丝杠什么的擦得一尘不染,把地上扫得一个铁屑也没有。再想做点什么时,她便强令我马上回家。还是扬子从他师傅那儿听说又告诉我的:她原来是个心气很高的大学迷,已经考了两年理科,都没考中,分数却越来越接近。人们背后都叫她‘大学漏子’,她听说后也不生气,倒挺自豪地说:‘有能耐你们也考一考啊。’每天下班后,她都在车间里找个清静角落,复习一个多小时,直到上夜班的重新启动机器。她爸爸是名外科大夫,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中苏关系破裂后,好多起了苏联名的中国孩子都把名改了,再难见到卓娅和舒拉的痕迹。这种配合政治形势取名再配合政治形势改名的风气几十年来颇为盛行,小苏师傅的爸爸却没把女儿的名字变来变去。单凭这点即可断定,他是位可以信赖的好大夫。小苏师傅如果也考上大学,做个父亲那样拒绝变来变去的知识分子,对国家不是坏事。
  “‘你也应该参加高考啊!’有一天她对我说。这倒正中我下怀,我满脑袋想的可不就是这事嘛。但她提醒我注意车间的规矩:上班时间不准看书。即使由于加工程序、生产周期等原因你暂时停工待料,也还是不行。车间二楼的管理层时常有人下来巡视,如果他发现你在读报纸杂志,倒不会太难为你。但如果你读的是文化课本,明显在为考大学做准备,他的脸就拉得老长,车间主任没准也要找你谈话。因为这意味着你不安心本职工作,想从这个光荣集体叛逃。这个光荣集体培养你造就你,你却把它当成实现个人野心的跳板,这说不通。车间的领导们不喜欢这个。小苏师傅就遇到过这类麻烦。有段时间她停工待料,就站在工具箱旁读起数理化课本。远远望去,这个戴着白色无檐帽的女青工坚守在岗位上,心无二用,虽然C620车床的卡盘并没嗡嗡旋转,但只要上一道工序的工件一到,机器即刻会启动。她一直在目光下垂和目视前方、用心读和装作没读之间回旋着。那天她大概入了佳境,几道难题攻克后,一高兴便放松了警惕。她的目光低垂得过久,直到余光里出现了一双大脚。是车间主任大老涂。他对小苏师傅一向挺好,但还没好到容忍她背叛这个光荣集体。大老涂批评了她,她辩解说:‘我这几天没活儿嘛。’大老涂说:‘你可以做做机床保养啊。’她说:‘昨天刚做完。’大老涂说:‘那就钻研一下技术。’她说:‘这不正钻研呢吗?’她指了指身边的技术读本。大老涂说:‘你看的不是这个吧?’她说:‘人家干啥的都有,您就只盯我一个人。’大老涂说:‘人家没看高考书啊。’她说:‘行啦,我不看就是了。’大老涂说:‘以后注意点影响。’她说:‘我已经不看了!’
  “小苏师傅告诉我,在车间复习要有点招法,比如把技术读本压在复习课本上,不要总低头,要善于用余光读书。
  “我倒没有她那样的麻烦,我只是个实习生,看不看书人家也不太在意,再说我还为工具车间做过不少贡献。我曾为他们出过一期配合某个节日的黑板报,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对随风倾斜的大红灯笼,又点缀了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在预留的空白处用一些豪言壮语组成了厂房、拖拉机和大烟囱的形状,看上去琳琅满目,热热闹闹。我站在椅子上挥霍粉笔的时候,工具车间的干部群众男男女女在我身后来来往往,于是我成了车间人常说的‘技校那大个’。还不止这些。一天中午,脱产的女团支书在我们班副班长的陪同下找到我,希望我利用午休时间为大家教教歌。我就知道又是副班长多嘴了,小声对他说:‘你又把哥们儿递出去了。’他笑嘻嘻地说:‘能者多劳嘛!’
  “每天一个多小时的午休对我太重要了,但已经没法推脱。工具车间大唱革命歌曲活动虽然是团支部牵头,别的年龄段的师傅们也都参与进来,甚至外车间的人也来了一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人阶级太喜欢唱歌了,好多个中午,师傅们吃完午饭,都兴致很好地集中到工具车间二楼会议室,由我教那会儿的‘流行金曲’。每一首新歌我都提前把谱子抄在一块竖起来的黑板上,到时候用小木棒指指点点。今天我仍为自己骄傲,是我教会工人师傅唱电影《黑三角》主题歌的。满屋子东方红-28马力拖拉机的生产者,齐声高唱‘唱亲人边防军,军民鱼水情意深’,那场面可不是轻易能碰到的。他们不再是我毕恭毕敬称师傅的前辈了,都成了一群活泼单纯的孩子,晃着脑袋,放开喉咙,歌声和目光那样质朴动人。每次我都是先教他们唱谱子,趁机多给他们灌输点乐理知识。我频频说着音乐术语,八分音符啊,十六分音符啊,附点音符啊,休止符啊,切分音啊,小节线啊,他们眼睛都瞪得大大的。那个抒情的年代,谁不想成为一个会识谱的人哪?教完了谱子,我再套上歌词一遍遍教下去。工人阶级喜欢听风趣的人话,不喜欢听乏味的官话。我得适应他们,边教边夹杂些小幽默。气氛更活跃了,他们边学唱边议论:‘技校这大个挺有意思啊。’我的小苏师傅也坐在人丛中,但她只是偶尔看一看我,很多时候都低下头。众声齐唱时,她偶尔也张一张嘴,可我敢肯定,她只是礼貌地做做口型。如果教歌的不是她的高徒,她恐怕连口型都懒得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首歌的结尾有一个渐慢也渐弱的‘哎’字,师傅们唱得太过直白,我就请他们加个上滑音。他们唱得仍不够理想,豪放的工人阶级不适应小资情调的上滑音。我为他们示范了几次,提醒他们上滑音要轻柔一些,点到为止,不要像车老板吆喝牲口。他们放声大笑,很快便得了要领。最后一遍合唱时,我用丰富的表情和手势指挥,他们完全进入了状态,结尾那个‘哎’字也达到了上佳效果。歌声刚一结束,他们热烈击掌喝彩,为我,也为他们自己。
  “有一天下午,小苏师傅不在,我自己在床子前闷头忙着。一会儿我觉得,有个人站在了我身旁。我一抬头,嗬!是个连鬓胡子的大个子,人见人怕的车间主任大老涂。他嗓门粗大(也许机器全关了能小些),说小秦哪!我说我姓林,他有点不高兴,好像我还是应该姓秦,问这期黑板报是不是我出的,我说是。那西边墙壁上那条大字块横幅‘大干苦干拼命干,实现七九开门红’也是你写的吗?我说是。他说简化字推广这么多年了,你还写繁体字,‘干’啦,‘实’啦,‘现’啦,‘开’啦,‘门’啦,‘红’啦。我说以后我不写了,他说不过繁体字的确比简化字好看,问我毕业了,想不想留在工具车间?我说想,他说想就对了,这么好的车间,别说农机厂,就是整个工厂区也属一属二。好好干,争取留在工具车间,这不比考大学好?大学毕业了你还不定分哪去呢,我不信你还能进这么亮堂的车间,对不对小秦?我说我姓林,他口气很冲地说我知道你姓林,你方才说过了。那为啥我总叫你小秦呢?我说可能有一位姓秦的师傅跟我连相。他说一点不假,工具车间原先是有个小秦,个头儿跟你差不多,你比他猛一点,他也戴眼镜(他用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做出两个圆圈,在眼前模拟着眼镜),车间的黑板报和大标语都是他写,后来就考大学走了。他叹口气说,我就不明白工具车间到底有啥对不住你们的地方?我说没有。那为啥总想考出去?我指的不是你,是小秦还有你师傅。你是个好小伙儿,能出黑板报,写大字块,还能教歌,工具车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好好干吧,别学你师傅,总想考大学,脱离工人阶级队伍。
  “那年秋冬之交,我们就要从技校毕业了,在工具车间的实习也到了尾声。车间为我们设置了一场车工技能测试,时间是半小时。之前小苏师傅特意为我用电动砂轮磨出好几把车刀,用于车削外圆、锥面、螺纹(‘挑扣’)等几种测试,每种都有一套备份,刀刃全部锋利无比,锃光瓦亮。她打听出试题中加工工件的尺寸,提前为我把那个圆柱体的粗加工完成了,只在外圆和锥面上为我留了点加工的余地。‘挑扣你就得自个儿完成了,但这活儿你一直干得挺好,就按平时那么来就没问题,时间够用了。’她为我设计了一套加工程序,主考官下令后,我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甚至刀架、备用车刀、卡盘扳手和游标卡尺等放在什么位置,都替我想好了。按照测试规定,工件不能事先在卡盘上卡好,可为了再为我挤出点时间,她先把那工件在卡盘上卡好,再稍稍松开,取下,放在最近的地方,还让我上手试了下。
  “下午,开工铃响不久,我们的技能测试也要开始了,监考的车间干部让师傅们尽快离开,其实他指的就是小苏师傅一个人,别的师傅早都不在了。她好像比我还紧张,最后却说:‘你不用紧张,这对你根本不算什么,记住那些程序。我走啦。’我目送她离开后,埋下头,用眼睛过了遍程序。一会儿我听见监考的车间干部吆喝:‘小苏!你咋又回来了?’她说:‘我取件东西。’我抬起头,她没看我,哈腰在工具箱里翻了翻,把什么玩意塞进衣兜,回身往外走。经过我身边时,小声说道:‘他们都没你准备得好,祝你成功!’很快地,那顶白色无檐帽像小船一样漂没了影,开考哨音也响了。”
  
  后来我爸就从技校毕业了,还评上了三好学生,分配到全厂最亮堂的工具车间,在一个角落里的维修班工作。经常是大家下班后他们才上班,很少见到小苏师傅了。但赶上正常班时,也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她从龙门刨床和工具箱间绕过来,摊开一张纸问我爸:“权力和权利到底区别在哪?你能说说吗?”我爸说权力就是“你可以合法地支配别人”,权利则是“你只能合法地支配你自己”。她说:“大老涂不让我复习是在合法地支配我吗?”我爸说:“如果在单位,而且是工作时间,那就是。但如果你午休时或星期天在家里他还这样,那就不合法了,就叫滥用权力。”她说:“因为我中午和星期天可以合法地支配我自己,是吧?”还有一次,我爸跟老师傅临时去修一台床子,经过她那里时,她叫住了我爸,送给他一张电影票,是最新上映的国产故事片《不是为了爱情》。她说她很想看这部片子,但那天实在有事。“你去吧,票别糟践了。”那已经是第二年初夏,离高考不远了。当年的人们特别爱看电影,尤其是国产新片,这部片子就更吸引人了,讲的是一场跨国恋情,并且拥有“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吻”,虽然它声称“不是为了爱情”。后来的《庐山恋》也标榜自己的“吻戏”,但女主角只是用嘴唇贴了男主角颧骨上的汗毛四分之一秒,《不是为了爱情》的男主角可是正儿八经地吻了外国美女的嘴。
  那天我爸去晚了,进场时灯都灭了,好不容易摸黑挤到座位上,却发现右边有双眼睛在盯着他。原来是扬子的红脸师傅的哥们儿,工具车间的铣工,一手捧着一个三角形纸口袋,像捧着两支火炬。他人比较清瘦,长着一张白脸,梳着小分头,平素穿着挺讲究,上身是米色夹克衫,下身是蓝灰色哔叽裤,脚蹬白底黑边懒汉鞋,骑一辆26式飞鸽牌坤车。红脸青工人就糙了些,穿戴都不大讲究,骑一辆很旧的28式横梁谁知道什么牌的自行车,家境明显要差一些。白脸青工去红脸青工那儿闲聊时,经常向我爸这边瞧一下,在车间跟我爸相遇每次都主动点头示意。我爸出那期黑板报时,他在我爸身后看了好久,还竖起大拇指。
  “ 这么说,咱们成情敌啦?”他说,脸上跳动着银幕的光影。
  “什么什么?”我爸惊讶,“什么情敌?”
  “师徒间谈恋爱的不在少数,可最终发现不合适的也不在少数。”
  “老天爷。”
  “一般来讲,男师傅和女徒弟成功率更高一些,女师傅和……”
  “我没和我师傅谈恋爱!”我爸压低声音嚷道。
  “我也相信你没在谈,”他强调了“你”字,“你们的确不合适。你自己觉得呢?”
  “我干吗要觉得这件事?”
  “听说过师徒如父子吗?”
  “我倒是没听说过女师傅男徒弟如母子。”
  有人提出抗议,他们静下来。
  “行,兄弟,”过会儿他又嘁嘁喳喳地说道,“只要你没跟你师傅那什么,那咱们就还那什么。来,嗑瓜子!”
  他把左手上的纸口袋递给我爸,我爸婉拒几次,不得已接过来。黑乎乎的电影院里一片咬啮之声,仿佛无数只老鼠在集体出席盛大的晚宴。我爸不习惯同时享用精神食品和物质食品,礼貌性地嗑了几枚后,不再继续,专心看电影。
  白脸青工消灭了他那袋瓜子后,把空纸口袋丢在地上,用手擦擦嘴,拍拍身子,干咳数声,清理好了嗓子。我爸把手上那袋瓜子递给他,他看了下,接过去,又嗑起来。
  银幕上的男女主人公不负众望,真地接吻了,在公园的草地上,两个人坐在一块儿,屁股底下垫着花塑料布。他们是一点点凑近的,眼神渐趋火辣,时尚的电子音乐颤悠悠地为他们伴奏,密无间隙的嗑瓜子声都暂时中断了。
  第二袋瓜子嗑完,白脸青工喃喃低语着,好像说给我爸,也好像没有:“我们家三代单传,我上面有四个姐姐,全嫁出去了,我的四个姐夫都混得有头有脸儿,其中一个家里是五代单传。我们家底子很厚,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一样不会差,全套的水曲柳家具也没一点问题。我爸是正科长,我妈是副科长,但她们那个科没有正科长。我也可以复习考大学,别以为我就不能考。考不了理科我还考不了文科吗?不就是读几本世界名著吗?”
  
  
  天气热起来,高考开始报名,厂教育科进进出出的全是做大学梦的适龄青工,我爸却远远望着那里止步不前。教育科长肥头大耳大嗓门,平时爱说爱笑深入群众,酒量也很好,现在威严得像一颗原子弹,左手叉腰,右手指着负责登记的干事们,喝令他们按照规章制度严把报考关,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原子弹可不是吃素的)。
  我爸在教育科附近的走廊上来回溜达,心怀鬼胎,一条新规定把他的报考计划打乱了。新规定要求技校生毕业两年以后,方可报考对口专业。他毕业还不到一年,想考的也不是对口专业,高考年限恰恰又卡在他就快到了的二十五周岁。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两届高考都无如此规定,否则他才不费劲巴力地复习呐。他已是国营大厂的堂堂工人阶级,工种又好,何必非把挺好个脑子塞满复习题?一九七九年的气候变化有些诡异,“上面儿”好像对过去两年的高考热潮已经厌倦,现在他们改主意了,开始设置门槛。教育科长率全科上下严阵以待如临大敌,视每一位报考人为潜在的偷渡者,也一定代表着“上面儿”的厌倦。
  这时候,又一个不幸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扬子。原来他也想参加高考,一直在为考理科偷偷复习。他数理化底子不错,母亲又在大学教党史,政治他也蛮有一套,谈起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托洛斯基、考茨基什么的口气不再谦逊。可那条新规定把他也给治了。
  我爸对当年报考程序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好像是先在所在车间开一份资格证明和思想品德鉴定,然后到厂教育科开介绍信,盖章后方可去区招生办申请准考证。至于哪个环节填的登记表,他就记不得了,但至关重要的是那枚大红公章。工具车间对他和扬子都挺够意思,头头们没听说那项对他们不利的新规定,一路放绿灯,就剩下厂里最后一道关口了。报名阶段即将结束,可他们揣着两份证明和鉴定材料就是不敢跨进教育科半步。
  小苏师傅从教育科里走出来,见到我爸就问:“报上名啦?”他刚想摇头,又换成了点头。她说:“最后的冲刺也很重要。但最后一天只复习半天就可以了,适当放松放松。”
  她走后,我爸他们从前的技校班主任来厂办大楼办事,见他俩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样子很惊讶,当年他们在技校夏夜锯琴时可不是这般模样。班主任曾是农机厂的科室人员,后来去技校任教,弄明白他俩的苦衷后,对高教部的新规定表示了极大的不屑,还独到地发现了本规定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不公。如果一个人中学毕业了就进技校,技校毕业时最多二十岁。当年是十年一贯制,中学毕业生一般都十七八岁。技校毕业两年后,他也就二十一二岁,考大学正当年。可你们不一样啊,在农村修理了好几年地球,念完技校都老大不小了,哪还有两年的时间?这他妈的狗屁规定到底啥意图呢?不鼓励太多的人考大学,怕考场装不下?或者不想让雨点都砸在少部分人脑袋上?已经念了技校,还念什么大学?要不就是为了照顾工厂的利益,稳定工人阶级队伍?可有几个人真能考上啊?让他们试一试天能塌下来吗?真是搞不明白。大官儿们做的决定底下老百姓永远也搞不明白。昔日的班主任也当过一年零几个月的知青,后来幸运地戴上大红花,在锣鼓声中参军走了。他没忘记自己曾是“六八届”老知青中的一员,仍站在知青立场打抱不平。几年后,在全国知青的努力下,国家劳动人事部根据上级批示,承认了他们那段经历,所有知青参加工作的年限都从上山下乡开始,以后无论上大学还是读研,一律计入连续工龄。可是一九七九年,这项决策还没出炉呢。
  昔日班主任的眼睛忽然亮了,他告诉我爸和扬子不要再打三楼的主意,教育科一旦走进去无异于送死,一点回旋余地都没了。应当迂回作战,学习智取威虎山的经验,智取而非强攻,前山不行走后山。他领他们去了二楼。
  二楼正对着楼梯有一间大办公室,门大敞四开,里面只有一位女同志在忙碌。他们在走廊上密谋着,班主任低声说不就差个介绍信吗?教育科的介绍信是介绍信,厂办的就不是吗?我爸和扬子担心区招生办只认教育科,不认厂办,班主任说完全有这个可能,但或许还有另外的可能,只能试试了,撞撞大运。厂办的介绍信要是好使,算你俩有上大学的命儿,不好使也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吧。班主任毕竟在厂里呆过,同各科室的人即使没熟透,也半生不熟。他先满面春风地走进去,和那女同志你一句我一句忆起峥嵘岁月,一会儿便向候在门外的他俩使眼色,我爸和扬子即刻满脸堆笑地进了屋。苍天真是有眼,厂办的神仙们那天都出去搞活动了,就剩下这位信息不灵又很随和的女同志。也许她刚刚休完病假。她一见材料上车间头头们为他俩签的字,又有班主任的担保,就放松了革命警惕性,哈腰在一只抽屉里找介绍信和圆章子。但一会儿还是抬头问班主任,真是由厂办出手续吗?班主任答得挺巧妙:“厂办可以出。”她放心了,为他们开好介绍信后,打开印台,用力蘸着印色,盖上圆溜溜的大红公章。他们捧着天赐的材料千恩万谢,女同志说:“客气啥?你们前途无量,考上大学可别忘了农机厂!”说着还送了他们几步。下楼出了厂办大门,我爸和扬子又对班主任千恩万谢。不是眼睛太多的话,他们都想给他跪下。班主任一挥手说:“别费话啦!赶紧去招生办,夜长梦多!”
  他们立马跨上自行车,揣着早备好的一寸免冠相片一顿狂骑,火速赶到区招生办。排队的人不多,本该欢喜,可毕竟心里有鬼,倒怀念起拥挤不堪的状态来。他俩战战兢兢等候着(我爸排在扬子前面),不时偷窥一眼别人的材料上都盖的什么章。招生办的人却并不多事,很快把手续给他们办好了。当时填没填登记表记不得了,但一定有这个环节。他们填写“个人简历”都没提技校那一段。
  骑车往家走时夕阳大好,我爸和扬子相视一笑却并不甜蜜。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准考证能不能到手还两说着,到手了能不能考上也两说着,考上了能不能去上仍然两说着。人生中有太多的“两说着”,想开怀大笑可不容易。
  
  我爸和扬子还真收到了准考证。两个人在区招生办写通讯处时,狡猾地留了家里的地址。从厂里走正规程序的考生大概都由教育科统一发放准考证。
  高考前一天,他和扬子决定丢开复习题,彻底放松一下,第二天轻装上阵。他们游了一场泳,看了一场电影,喝了一顿酒,一人至少四瓶啤酒,折腾到挺晚了,才打着酒嗝儿互相祝福,各回各家。
  我爸本指望夜里睡个囫囵觉,可没想到身体疲乏得很,记忆力却忽然好起来,他不想事,事想他,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都浮上来,还伴有大量复习题碎片。白天他和扬子一个猛子扎进游泳池便游个不停,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口气游上几千米不歇气的本事,那天为了消耗体力晚上多睡一会儿,比平日游得更久,几乎是规定的一个半小时到了才上岸。可现在,扬子不知怎样,他却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直到后半夜两点多才勉强迷糊过去,四五点钟又醒了,统共睡了不足仨小时。不过走进熙熙攘攘的考场大院时,他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挺好,只是心跳得比平常快了点,但远没到“就要从肚里蹦出来”的程度。
  考场设在工厂区一所中学里,来考试的人很多,各行各业好像都有选手,年龄也参差不齐,应届的中学毕业生占相当比重。正是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城市中学毕业生强制性上山下乡永远成为历史,他们是第一批幸运儿。自行车密集在操场上,好多角落里都有人把复习提纲扣在胸前,嘴唇动个不停,眼睛直勾勾,朝向哪个高处,好像这会背得更牢。他们把没在背题的人搞得很烦,紧张之外又加上了自责。
  理科在别的考场,小苏师傅和扬子见不到了。我爸来到指定教室,时间还早,考生们都凑到教室后面,听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讲天下大势。他的眼镜架是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流行款式,只有上面一半黑边,下面就没了,显得特上档次,我爸的全黑色塑料框眼镜被比得又老又蠢。人家也的确配得上那副漂亮镜架,说出话头头是道,对国家当前的局势和未来的发展时有妙论,还从容镇定,没一句口头语和废话。我爸听着听着,就有点发毛,觉得人家真是不得了,恨自己功夫不到。他不时引用邓小平的话,却不像民间那样直呼其名,都要加上小平再次复出后的职务,“邓副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说了什么,“邓副主席”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又说了什么,神情十分崇敬。
  监考老师抱着卷纸进了屋,让大家各就各位,把准考证放在桌子左上角,准备考试。我爸在靠南窗那趟的第二个位置上坐定,从窗子可以望见远处的大烟囱和一排排高高的厂房。这时从外面匆匆走进两个考生,正是工具车间的白脸青工和扬子的红脸师傅,他们的位置在教室后面,中间的最后一座和第三趟的倒数第二座。我爸扭过头向他们点头示意,他们也微笑着点头回敬。紧张的大考时刻有熟面孔在同一考场,对谁来说都是高兴的事情。
  教室门冷不丁被推开,三名戴红胳膊箍的工作人员突然闯进来,为首的人个子很高,五十上下岁,神情严肃,他一一打量教室前几排桌子左上角的准考证,还瞧瞧证的主人。很快他来到我爸的桌前,看了他一眼,向他的准考证侧下身。我爸屏住呼吸,强作镇静。他在等他讯问,之后下达逐客令。高考题指不定多难呢,就是让他考也不见得能考好。现在离开考场倒也不赖,马上回家,休息几天就上班,从此永远安心本职工作。
  大个子头头却走开了,一个女工作人员把他叫过去,他们围住中间那趟第三个位置上一个戴眼镜的女考生。她的齐耳短发和眉毛都很黑,穿着紫红色碎花衬衫和蓝裤子,大约二十三四岁吧。她战战兢兢地起来,对他们小声说着什么,大个子头头更为严肃地说了几句话,她欲言又止,脸红到脖子根,收拾好书桌上的考试用具,装进书包,随他们离开了考场。
  教室里一下子开了锅,考生们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女考生邻桌的人告诉其他人,她是个技校毕业生,因为毕业不到两年,考试资格不够,就被清场了。大概是有人揭发吧,工作人员来得也真及时。这个说法很快传遍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白脸青工和倒数第二排的红脸师傅也在议论。当我爸听到“她是个技校毕业生”这句话时,头顶好像炸响了晴天霹雳,脸也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预备铃响,监考老师宣布考场纪律后,开始发卷纸。我爸摘下手表放在右桌角,往两边太阳穴上抹了风油精,一会儿瞥一眼门口。以前他常说别人贼眉鼠眼,现在这词儿得用在他自己身上了。
  正式铃响,监考老师下令开考,考生们迅速抄起笔埋头答题,教室里一片死静。和全国历年高考一样,第一天上午都是考语文,但那一年第三天下午才考外语,分数也只做参考。语文试卷总是布满陷阱,似是而非,让历届考生出考场时都面露喜色,而最后的分数却比预想的低很多。
  
  “我的水平也的确很‘洼’,‘盘桓’、‘毁誉’这几个词儿我在考场上才第一次接触。我的语文只得了六十九分,这出乎我的意料,它好像只是为了用尾数‘九’来呼应一九七九,却跟我一向良好的自我感觉不符。三天的考试,每一阵皮鞋铁掌的声响,每一串探照灯一样扫来扫去的目光,都足以让我魂飞魄散。那个戴眼镜的女考生先被一记冷枪撂倒了,对准我的那支狙击步枪又藏在哪儿呢?但我不能拿这些为自己开脱,亏我还是学生时代的语文科代表、知青时代的乡村语文老师呢。
  “每科考试我都是最后一个离开考场,每张卷纸都被我答得密密麻麻,交卷时都觉得比原先沉了。即使题目完全陌生,我也决不放过,以蒙上算蒙不上拉倒的原则死缠滥打,生拉硬扯。一位对高考深有研究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政治套话是制胜法宝,尤其是报纸广播上重复率最高的热门政治套话。除了数学和外语,你把它们往任何考题里套都不能算错,因为这是官方正在提倡的东西,判卷人多少得给你几分。
  “我想和那俩同厂青工结伴走,可他们每次都早早就退场了。”
  
  九月初,我爸上大学前,回到工具车间向维修班的工友们一一辞行,之后去了二楼的车间主任办公室。大老涂先是用铁掌把他的手握疼,之后说:“行啊小伙儿,真人不露相,我光顾盯你小苏师傅了,你倒蔫不唧儿地考上了。一条大鱼潜伏在工具车间,我一点也没察觉(读成‘脚’)。好吧,你走你的阳关大道,俺们继续走俺们的独木小桥。但你书念得再大也别忘了工具车间!”停一停他又说,“唉,忘了就忘了吧。”我爸好没意思地跟他告别后,刚要离开,他喊了一嗓子:“回来小林!这回我没叫错吧?”他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左翻右翻,找出一个长方形的有机玻璃小盒,递给我爸,说:“也没啥好送你的,就送你管笔吧,好好念书,将来成大器。”我爸鼻子有点发酸,说:“谢谢您,涂师傅。”他说:“你别看这盒有点旧了吧唧,笔还一直没用过,是我七六年评上先进生产者得的奖励。我最想得的是脸盆或者茶缸,倒给了我一管笔。奖给你才最合适。”
  从二楼下来,我爸又去和小苏师傅还有扬子告别,但已是午休时间,他们都没在。他回到厂俱乐部,文工团的一帮哥们儿拉他出去喝了通酒,欢送他。八月初他就被抽出来脱产排练,每年九月到国庆节前后,市里和厂里都要举办各种职工演出活动,可惜他不能一一参加了,好在他新创作了几个表演唱和小合唱节目,算是最后的贡献吧。喝酒回来,一位女文工团员告诉他,小苏师傅来俱乐部找过他,见他不在就走了,让他下班后在厂子大门口等她一下。
  五点多一点,我爸离开俱乐部,来到大门口,在下班的人流中寻觅着。有人在他身旁喊了句什么,他扭过头,愣住了。是个漂亮姑娘,梳着翘翘辫,穿着时髦的格上衣、女士直筒裤和高跟鞋,亭亭玉立。正是小苏师傅!我爸还是头一次见她这样的打扮呢。
  她在黑色拎包里找出一件东西,递给我爸。是个笔记本,皮是黑色硬壳的,书脊是红色的,挺大挺厚也挺沉。“留个纪念吧小林。”她说。所有年青人都称我爸大林,她却一直称我爸小林。
  那一年,她的高考成绩只低于录取分数线十一分,是她高考生涯最辉煌的顶点。一九七七年她差了二十六分,一九七八年她差了十九分。我爸说:“师傅,明年你准行。”她摇头说:“我再也不考了,老啦。你能考上真太好了,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到底有多好。厂里像我这样的不少呢,连考几年了,谁都不甘心,可那有什么用?我们就是没这个命儿,不认也得认。”我爸说:“师傅,我想请你吃顿饭。”她说:“算了小林,别花那钱了。你记着农机厂还有个小苏师傅就行了。”她看了下表,说:“再见吧。”
  我爸也说了声“再见”,跨上自行车,向斜阳相反的方向左转过去。骑到对面慢车道上,他停下来,脚点地回看厂门口。小苏师傅还站在原地,远远地望着他。我爸向她挥了下手,她也还之以同样动作。
  
  “那个神秘的电话打来以后,我白天晚上都在想:到底谁是密告者?白脸青工和红脸青工有重大嫌疑。戴眼镜的女考生被扫地出门后,他们很快会联想到我这个‘技校大个’。但两位跟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一直保持亲切的点头之交。我自幼喜爱《水浒》,常把红脸青工想象成梁山好汉‘赤发鬼’刘唐,白脸青工倒有些像‘白衣秀士’王伦,他或许能动害我的心思,但好汉刘唐会做他的帮凶吗?即使他俩都想向我使暗器,也不会不顾忌后果,我完全可能猜到他们。一旦我被大学踢出去,总得干点什么吧?除非他们是一气之下匆匆写下的匿名信。那就更讲不通了,我的成绩是自己一字一句考出来的,他俩气从何来呢?得知他俩也参加高考后,我还打听了他们复习的情况,红脸青工没吱声,白脸青工的回答却让我有些吃惊,他说他们也就复习了十几个晚上,请什么人押了几道重点大题,两个人偶尔对一对题,仅此而已。‘文科比理科好考,万一撞了大运考上了算捡着,考不上也不搭啥,反正都有了不错的工作。’他们哪里像我和扬子那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呀?
  “扬子?我猛然间像触了电一样,会不会是他干的?他这次没考好,与大学失之交臂,现在正是情绪最恶劣的时候,连祝贺我高考成功都没有。一个人最低落的时候更容易迁怒于人,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没错,我们是技校的好哥们儿,但那管不了一辈子。有时候不是好哥们儿事情倒还简单,否则各方面就都要整齐一致,装束要一样,派头也要一样,吃饭一块儿去,上厕所都统一行动。我们念技校时不就是一人先买了把廉价提琴开始锯,另一个也照此办理的吗?那么后来,一个人上了大学,另一个却没考上,他会怎样呢?可不可能产生奇怪的念头?
  “我太不希望扬子是密告者了,如果真是他,这世界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林家至少保持了三代的家风是既不害人也不防人,我宁愿不上大学,也希望这个世界还能有最后几个人,你在他身边熟睡,不会不再醒来。我不愿意相信扬子这个好小伙儿(既有女人缘也有男人缘)会因为自己没如愿,就朝我下家伙。
  “你奶奶却不这样看,扬子后来进了厂里的电视大学(小苏师傅也是),你奶奶对他的怀疑不知怎地传到他的耳朵里,一个星期天他特地跑到你奶奶家,试图向我解释。气氛不可能愉悦,但还算不上尴尬,只是让人百感交集。他没考上正式大学,降格以求进了厂里的电大够闹心的了,现在友谊又出现了问题,他显得苦恼又委屈,还隐约有一丝优雅与温和的人克制的愤怒。他声音很低地对我说:‘大林,我不想辩解什么,也的确没办法辩解。这种事反正也说不清楚。就算我说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有什么意义呢?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笔良心账,只能靠你自己判断了。我们的友谊才两年多,就是再长也说明不了什么,友谊可能最不值钱了,它保证不了任何东西。你要是相信我,我就没白跑一趟。不相信的话,我也没什么办法。’
  “扬子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我只纠缠自己的委屈和倒霉了,却没考虑这样的猜忌对他是否公平。不过我总算如释重负了,说:‘对不起扬子,我家人错怪你了。但这不是我的想法,你也要相信我。’
  “扬子口气坚定地说:‘我相信你。’
  “一切都反过来了,希望对方相信的换上了我。而扬子对我的信任超过了我对他的,这让我再次深感愧疚。我们在友谊史上最简短的会面后握手告别,友情好像还没受到腐蚀,第三年夏季我们在高考前一天游过泳的泳池穿着三角泳裤邂逅时,面对对方的胸大肌和肱二、肱三头肌,聊得依然亲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从此我们再没见过面,多年后扬子已在日本定居的消息也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们正喝得高兴我讲起眉眉家的事情,告诉我爸她姓亢,老家也在省城,他爸爸是后去的半岛。
  我爸的表情有些奇怪:“她爸爸是不是叫亢增光?”
  我即刻用手机和眉眉通了个电话,她说没错,她爸就叫这个名字。我们都为这种巧合惊讶并兴奋,原来两家的爸爸早就认识,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可一听我说完,我爸的脸色却变了,把酒杯一推,撇下我和我妈回卧室躺下了。
  当年跟他同考场的两个熟人当中,白脸青工就是眉眉她爸,我爸后来才打听到他叫亢增光。
  老天爷真够可以的了,先让我爸在眉眉她爸那个车间实习,后来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考试,多年后又让我在三里屯遇见眉眉。她并不总在那个酒吧打架子鼓,我们那天晚上去了那儿纯属偶然,是门口的黑衣人硬把我们忽悠进去的。
  我们都把第一次交给了对方。也许应当再晚几个月,甚至几年,就像老人们(谁知道他们的性爱是怎么开始的)一直提倡的。毕竟我们在一次聚会上巧遇、越聊越投缘直至确定关系也没多久。但我们那天实实在在是水到渠成,就像大师笔下交响曲的高潮部分,还不出现的话,听众都不答应。那天深夜我在小巷里被围殴,她在我身后手足无措,一个劲哭喊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我没有能力潇洒地战胜那几个向她吹口哨,跟她动手动脚的纹身小子,但也没退缩,一次次站起来,保持着微笑,“请”他们向她道歉。他们始终没道歉,也没兑现把我“弄死”的诺言,丢下几句大话便离开了。她搀扶我走出巷口,借着一家小卖店灯箱的光亮,抽出一块块湿巾为我清理鼻血,也用手背擦着自己的眼睛。后来我们就去了她在校外的住处,一进屋,还在黑暗中呢,她就抱住了我。
  以后的日子,只要周末她酒吧有活儿,我几乎都会陪着她,之后去她那儿疯狂地做爱。我气喘吁吁地说:“勾魂的鼓手!要命的鼓手!我永远爱你!爱你!爱你!……”她气喘吁吁我说:“现在你是鼓手了,我是你的架子鼓!我也永远爱你!爱你!爱你!……”
  我牵肠挂肚的小鼓手啊,练功时那股子世界独此一人存在的狠劲儿,让我深深地迷恋。她会为某段每分钟152拍的密集、飞快的鼓点一口气打上几十遍,脸颊潮红,发梢湿漉漉地贴在额头,浑身像水洗过一样,两只手的虎口、手指和鼓槌上鲜血淋漓。我只能隔段距离偷偷望着她(带着新买来的酒精、棉签、创可贴和医用纱布),这是我们之间的约法三章。但我仿佛已嗅到她身上混杂着润肤露芳香的汗水气味,那正是我成了“鼓手”而她成了“架子鼓”时最魅惑我,最令我震颤的气息。
  让我和她分手,不如先把我解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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