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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蓝色中山装

 
王国军
  父亲说话磕巴挺重的,与人交谈,往往只是频频点头摇头,实在着急了,才磕磕绊绊地说几句,满脸涨红,还要扭动脖子,摇头晃脑,嘴角抽搐,甩手跺脚,看起来很窘迫,让人见笑。但熟悉的人,尊重父亲人品的人,或者极有礼貌的人,绝不会笑话。我像父亲,只是比父亲稍微轻些。课堂上坐在我后面的女生,课间悄悄告诉我说,你站起来发言时,磕巴不说,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你脖子后面的两根筋呀,绷得紧紧的,都跳出来了,吓死人劲儿!我都不敢看。你紧张什么呀!
  那天我在学校操场上踢球时,正气喘吁吁奔跑,仿佛心灵感应,毫无理由地停下来,抬头遥望西边,远远看见父亲慢慢走过来。我急忙跑着迎了过去。
  这是父亲第一次来校园看望我。父亲要从遥远的乡下,鸡叫头遍就得起身,步行二十多里山路,去乡里乘坐公交车,然后到县城换乘长途汽车。按照时间推算,大约早饭午饭父亲都没吃上。父亲是想我了,想他的含辛茹苦供养读书的小儿子,也想看看儿子的大学,儿子的大学生活。我想。
  看我到了眼前,父亲笑了,雪白的牙齿和花白的头发。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明显晚上在枕头底下压过的蓝色呢子中山装,同样用枕头压过的黑色西裤,一双擦得铮亮的黑色旧皮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笑,好像。我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家那天,父亲一言不发,一下子蹲下去,手颤抖着,很久,才卷了一支松松的旱烟,不等点燃,又呼地站了起来,对我点了点头,又重重点了点头。我的喜事成了父亲的愁事。这个,我在回家的路上早就想到了,心里就有些悲哀,因为我读大学需要花钱啊!父亲不愿借钱,却又囊空如洗。后来,父亲不顾母亲和七大姑八大姨的抗议阻挠,把家里单干时集体分得的、我寒暑假期间放牧过的,唯一的一头黄牛卖了,很便宜,只换了六百元钱,因为时间很急。我带着这六百元钱去大学报到。父亲亲自把我送到了大连火车站,找到了学校接站的中巴。我知道,父亲很难笑得出来。那天,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笑起来居然很好看,一双威严的剑眉弯了下来,眼睛黑多白少。父亲为什么笑了呢?我有点纳闷,却没敢询问。我也很牵强地笑着,一边用腈纶毛衣的袖子无措地擦着脸上脖子上的汗水,父亲赶紧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崭新的蓝色毛巾递给我。我暗暗用手摸了摸,是棉线的,很厚。大学报到那天,我行李中还是初高中住校时那块毛巾,有的地方都磨漏了,没想到父亲还记得。父子站得很近,脸对脸笑着,都没有说话,一切都在眼神中快速交流,交流的内容很多,很多,胖了瘦了、冷了热了的。
  我向远处观望的队友们摆摆手,带着父亲去了我的宿舍,让父亲歇息,等着晚饭。父亲在我的铺上疲惫地坐下,卷了支烟,对我点了点头,向门口摆摆手,说声去吧。父亲大概起了个大早,缺少睡眠。我明白父亲的意思,就拿自己的水杯给父亲倒了杯热水,从舍友徐老三的包里掏出只苹果——徐老三是瓦房店的,红富士苹果又大又甜,然后就又出去踢球。我本来想去给父亲买点吃的,校园里就有小卖部,因为距离吃晚饭还有很长时间。可是我口袋里除了一丁点儿学校食堂的饭票,只剩下几分钱的现金了。我那时也没有借钱的习惯。
  这是一九九零年九月末的某一天下午,深秋的一个黄昏,踢球出了一身汗,感觉冷嗖嗖的,我赶紧跑动起来。
  晚饭,我到学校食堂,花了五元六毛钱,买了六七个菜,荤素凉热的,都有。一份家常炖鲅鱼,七角钱。这五元多钱,是我平常三四天的伙食费。我准备节省几天,光吃馒头和豆腐乳。四两的馒头二分钱一个,豆腐乳不要钱。最节省的一个月,我也花了父亲十八元钱。把馒头掰开,把豆腐乳仔细均匀地抹上去,再把馒头合起来,吃起来很香,我叫它三明治。倘若有一点咸菜,味道就更美了。同宿舍的几个铁子和别宿舍的哥们儿,旁系的高年级的铁子们瞒着我,又悄悄买了几个菜,竟不重复,我猜想在我买菜时,他们派人暗暗偷窥了。他们还买了酒,白酒啤酒一大堆。父亲对我的铁子们表示了感谢,和我的铁子们大都喝了些。父亲喝了一辈子酒,但我从来没见过父亲醉酒,喝完酒,从不耽误干活。我没喝。不是不想喝,是怕父亲生气,比如我吸烟。父亲脾气不好,我一直很害怕父亲。大概,那天的晚宴,是我一辈子给父亲最丰盛的招待,也是唯一的一次招待,花费的,还是父亲们的血汗钱。父亲微笑着,挨个看了看我的铁子们,轻轻地对我说,都大人了,想喝就喝点吧!我鼻子倏地一酸,急忙假装低头擦汗。
  这句话,十来个字,父亲竟然说得很流利,毫无停滞,一气呵成。看来我白白担心了,父亲极照顾我的情绪和面子!我知道,这句话,在父亲心里不知道酝酿了多长时间,腹式呼吸了多少次,才能流利地说出来。对这,我深有体会。
  晚上,父亲独自宿在学校安排的学生家属客房。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们还没起床,没到食堂早饭时间,父亲就来到我的宿舍,匆匆忙忙地要走。我让父亲稍等一会儿,我去食堂打饭。等我带着早饭回到宿舍,已经人去屋空。父亲竟然没等我。
  同学们都去了食堂,宿舍里空荡荡的,还留着几缕父亲的旱烟烟雾。我鼻子又酸了。我发现我铺上的枕头摆放位置不正,仿佛被人动过。我拿起枕头,看见父亲留给我的一张字条:为父通过大连机车车辆厂老工友,于刘家桥一家机械厂找了份工作,老本行,车工,又可触摸车床也,喜哉。工厂距此不远,今首日上班,迟到不得。食宿皆于厂。待遇尚可,月薪80两,足吾父子花销。吾儿正生长骨骼,发育大脑,衣裳可将就,饮食莫节省。为父常请假不好,吾儿可随时前去取钱,车费五角。请即刻前往为父昨夜住宿房间,另有物品留你。父字。
  怪不得父亲笑了,我却想哭。父亲都五十多岁了,后背已现佝偻,眼睛已经昏花。车工是个技术活,细致活,涉及到大量的高等数学,尺寸差一道都不行。一道是多少?正常头发丝直径的七分之一。这都是父亲以前说的。后来,父亲终于将一个价值五千多元钱的铜件干废了,厂子里尊重他的技术,争论了几天,到底没让他赔偿,但父亲还是愧疚地洒泪告别了车工生涯。
  我迫不及待央求客房管理员,打开那个房间。我进门就闻见了浓烈的旱烟味道,床头桌上的铁皮烟灰缸里,装满了烟蒂。我不知道父亲昨天晚上睡着了没有,睡了多久。然后,我看见单人床上,一件蓝色呢子中上装,平平整整地铺放在床铺上,纽扣扣得整整齐齐,一只衣袖折过来,放在胃部的位置。我伸手抚摸了很久,衣服还带着父亲的体温和旱烟的味道,还散发着肥皂的清香。我站着看了很久,慢慢地弯腰伸手托起来,手触处,发现衣服胸前的口袋里有东西,我掏出来一看,一叠钱,最大的是十元面额,还有纸币的角钱和钢板。我数了数,一共是伍拾柒元六角三分。
  我忽然想起来,早晨看见父亲时,就觉得哪里有些不对,但是当时没有太注意。原来,父亲呢子中山装里面,穿着一件同样颜色和款式的涤卡中山装。这两件衣服,是父亲青年时代在大连机车车辆厂工作时置办的行头。那时,父亲是个体面人。我偷偷穿过,完全合身。只有在参加婚礼和出门办事时,父亲才舍得拿出来穿一回,回家马上脱下来,叠好,放几颗卫生球,包好,放进柜子。深秋了,天气越来越冷,尤其在清晨。刘家桥,我和同学周末去玩过,不远也不近,接近二十里路。我基本可以肯定,父亲不会舍得花钱乘车,零钱都留给我了,否则,父亲也不需要走这么早。
  我反锁了屋门,“呜呜”哭着,朦胧的泪眼中,我仿佛看见清晨寂寞冷清的郊区公路上,紧贴着右侧路边,父亲一个人孤零零蹒跚着,单薄的背影竟然越来越模糊。但我总是想不起来那件蓝色中山装的下落。是穿坏了?还是遗失了?没人说得清楚。三十多年了,至今我也头发花白,我也要去大连,去看看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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