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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中的改革故事

时间:2018-07-18 08:03      来源:金融时报 安仁

策划人语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从《收获》《十月》《当代》的创刊出版到影视剧本的创作热潮;从手抄本、铅印本到网络文学盛行。改革开放40年来,国人文学阅读的变迁与文学创作的变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剧烈,都要壮丽。在这些现象身后,是改革带来的政通人和,是作家们向改革先锋致敬的热忱与向民族内心追寻的情怀。回首40年文学变革之路,寻找改革痕迹与寻根之旅的历程,就是追忆改革的丰功伟业,回忆往昔峥嵘岁月。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考察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与社会变迁,简便的方式就是阅读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作品,如果群体作品大多呈现奋发向上又不乏冷静理性的面貌,这个时代也注定是个不断奋进的时代。1977年,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发表,1978年卢新华《伤痕》刊发,作为向上一个时代的告别,中国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未来。

奋发意志,投身改革,同时又努力转身,寻找民族心灵的根基,这种看似矛盾,实则互为依靠的两种趋势,成为40年来几代作家的共同追求,也成为时代主题。40年来,记录改革痕迹与回首寻根之旅,构筑起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的精神家园。

开拓者的故事

改革给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足,更有精神领域的丰富。个体思想和生活空间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

1978年以前,文学刊物并不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收获》《当代》《十月》《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大家》等文学刊物大增,作为新的文学作品的土壤,滋养着刚刚蓬勃发展的阅读空间。

1979年,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刊登,乔光朴——一位站在改革潮头,不畏艰险的改革家形象从字里行间站立起来。作品一经刊登,便成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获得当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面对百废待兴的工厂,“乔光朴没抬眼皮,用平稳的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别人不说我先说,请局党委考虑,让我到重型电机厂去。’”这不仅是乔光朴,更是那个时代改革家的生动写照。改革路上必然苦难重重,面对曾诬告自己的人,乔厂长并不忌讳,仍旧用人以才,而后公正教育“但不许你再鼓吹那一套,而且每干一件事总要先发表一通理论。我生平最讨厌编造真理的人”,字字铿锵。小说结尾“乔光朴毫不客气,喝了一口水,把脸稍微一侧,用很有点裘派的味道唱起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俨然一位包公立在读者眼前,站在改革潮头的斗士形象跃然纸上。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的痕迹就从没脱离读者的主流视线。张洁《沉重的翅膀》,也在描述重工业工厂的故事,是重工业起飞伊始的写照;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透视乡村改革现状,《开拓者》《燕赵悲歌》,改革者前赴后继,在一个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中牺牲着自我,燃烧着青春。作家把他们的形象描绘在文字中,在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中,留下改革先锋的足迹。

向心灵深处的反思

时光流转,改革故事在文学史上踏雪留痕。可作家们的视野与读者的期待并不止于此,他们更希望探知我们的民族将如何行走,走向何方。他们探知未来的方式,便是回首往昔,从民族的根本与源头找答案。

1985,回乡知青史铁生发表了小说《命若琴弦》,同年发表的还有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爸爸爸》。

《命若琴弦》中,一老一少一对盲人师徒,四处演奏糊口。但是他们一直怀揣着一个秘密:老瞎子的师傅曾将治愈眼睛的药方塞到他的琴里,弹断一千根琴弦当做药引子。日积月累,当第一千根琴弦终于断开的时候,秘密却无情地被揭开:

“那张他保存了五十年的药方原来是一张无字的白纸。他不信,请了多少识字而又诚实的人帮他看,人人都说那果真是一张无字的白纸。”“老瞎子的心弦断了,准确地说,是有一端空无所系了。一根琴弦需要两个点才能拉紧。心弦也要两个点——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你才能在中间这紧绷的过程上弹响心曲。”

社会的变迁不也正如此,不论现实如何残酷,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中间的琴弦才能紧绷弹响心曲。垂死之际,让老瞎子忽然觉醒的,已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徒弟的命运,是未来的希望。

后人这样评价,“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见解,根和寻根是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是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命若琴弦》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80年代的文学寻根之旅,并没有合上大幕。余华《活着》,关照了人的整个一生,从颠沛流离到笃定生活,陈忠实《白鹿原》,视角透视到一个大家族的近百年历史中,追问我们从何而来,向何方而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直言,“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寻根”的作家们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

汪曾祺、阿城、郑义、史铁生、王安忆、张承志,冯骥才……“反思”深入到属于事物“本源”意义的趋向,探索历史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家李庆西表示,他们的主要意图,是在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

冲破藩篱前行

1995年,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发表。此时,是否要将某一作品或某位作家位列“寻根文学”似乎已不重要,“根”与“寻根”的外延都在不断扩大。寻根的探索,已深入作家心灵。

《穆斯林的葬礼》中,一面是因打碎玉器留下学徒而放弃朝圣之旅的韩子奇,一面是梁家两位性格迥异的姐妹:姐姐梁君璧笃信宗教,心中只有信仰与家庭,而一生没有爱情,她的思想“单纯”,认为爱情是恶心的东西;妹妹梁冰玉,却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新女性,上过大学,向往纯真的爱情,也因爱情伤过心,经历的两段感情,使她畏惧,最后将自己的心交给姐夫韩子奇。

一面是极度保守,一面渴望冲破藩篱。这正是社会变革中,每个单位、每个社区、每个家庭中两种面目的真实写照。

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中国作家们似乎并不满足于前几十年的成绩,继续在改革和寻根的路上追寻。王朔《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大话社会变革前沿的生活与经历,《废都》《白鹿原》等“陕军东征”,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信念与理想融通。贾平凹《废都》,莫言《红高粱》,仍在坚持着寻根的使命。此时,稿费已不像过去那样丰厚,因此出现了作家“下海”现象,影视剧本,以及以严肃文学为底本,进行影视化改编的风气盛行,却不乏严肃文学的内蕴。文学,以另一种面貌延续改革与寻根的使命。

上世纪90年代末,河南作家二月河的康雍乾“帝王三部曲”,一改新中国成立以来姚雪垠奠定的古典小说写作范式,将祖孙三代三位帝王描写为充满气魄的改革家,借古人故事赞颂当今的改革斗士。有趣的是,其中两部都被改编为影视剧,而且多次播放,脍炙人口,至今不衰。其所寻之根,以及所歌颂的改革魄力,在历史的语境中得到完美融合。

《白鹿原》数次登上银屏,《走西口》《闯关东》,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寻根旅程。《亮剑》中的李云龙,《潜伏》中的余则成,俨然乔厂长的又一次化身。所寻之“根”,已拓展至广袤的中国历史中;而改革家的步伐也不限于工业,不限于上世纪70年代。所寻之根,值得被铭记,改革的魄力,值得被肯定。改革与寻根的两条主线,继续弹奏着政和安乐的治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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