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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中,照见我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时间:2019-12-23 10:35      来源:文学报 傅小平

总有一些作家习惯写近处,他们笔下那些极为日常、波澜不惊的生活,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我们或曾留意,或是习焉不察的生活,被作家们发现并加以描绘,让我们更觉其有特殊的吸引力。但也总有一些作家,如最近陆续出版新作的陈应松、二湘、李云雷等,喜欢写远方,他们描绘的那些诗一样的生活,为我们大多数人心向往之,也正因为它们遥不可及,更让我们甘心情愿追随他们的旅程,沉浸于他们在作品里呈现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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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性叙事重建的角度上,提供最有独特价值的东西

陈应松描绘的神农架世界,无疑是很多读者眼里的远方。在长篇新作《森林沉默》里,他第一次以神农架为背景写森林。在日前于江苏南京举行的新作研讨会上,陈应松坦陈,算上传说与神话中的动植物,这部小说触及动植物近百种,全篇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不低于六分之一。“这不是我笔下生花,而是神农架丰富的森林资源成就了这些文字。就像诗经之美,有植物的功劳一样,这部小说如果说成立,那是书中森林赋予的。写得像植物图谱和风景图谱一样细致生动,告诉人们何谓森林,是我所愿。”

在评论家贺仲明看来,《森林沉默》不只是告诉人们何谓森林,更是比较全面地反映神农架的地理和文化。“这部作品对神农架的神秘文化有非常深的揭示。这一文化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人和自然之间本来是密切共生的,但现代文学使得两者关系变远了。”让贺仲明尤为赞许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炫技、猎奇。“很多作家写地方风貌或者特色,都很喜欢猎奇。但一个作家展示地方文化,应该是平实的。平实看待神奇的事物,会让人感觉更加真实。”

对此,评论家何平深有同感。以他的观察,1978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重新发现“地方”,而如果说陈应松对当代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地方性叙事重建的角度上,提供了最有独特价值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在何平看来,陈应松并没有简单为森林唱赞歌,从而把生态等问题都推给现代文明。“作家写生态容易走向这样一个极端,但这恰恰是他们应该警惕的。我们不能说只有文明人承担了罪恶。在这方面,鲁迅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国民性批判既针对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同时对庶民劣根性,平庸之恶也不宽恕。”

与此相仿,评论家王彬彬从这部小说里看出了两种价值观念的纠缠,一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强烈的国民性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倾向,二是对现代以来人文主义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但这种质疑也有其复杂性。如贺仲明所说,现代文明和自然,或者说文明人和自然人,体现在小说里,并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有沟通的。“小说以较大的篇幅,写了花仙老师的故事,展示她的日记,她的心路历程。她到森林支教,其实是希望能够促进森林更新。所以我觉得陈应松不是顽固地站在森林立场上要‘维持不变’,而是认为森林也需要有所更新。”

由此可以理解,何以评论家丁帆称,这是一部可以生发出多元思考的生态哲思小说。他表示,在这部作品中,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等都被放在一个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这种有着巨大反差的图景构成了哲理化的整体结构。所以在这部小说里,远古的和今天的,虚幻的与现实的,风马牛不相及的描写和生活无处不在的现实,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现代文明和原始文明的一种冲突。“你说它是生态寓言小说也好,社会讽喻小说也好,但我还是把它定位成生态哲思小说。”

让丁帆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他还在小说里看到了后先锋叙事的影子。在他看来,这部小说的叙述策略是,叙述者等于、大于或小于作者陈应松的情况都有,这三种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打破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界线。这种变化无疑扩大了小说阅读与想象的空间,同时也打破了故事的连贯性、完整性。“比如书里有大量关于森林巫术、人兽对话的描写,这些描写不会推动情节发展,但恰恰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反思。这种叙事形态,让我想到韩少功的《爸爸爸》。但小说内在逻辑比《爸爸爸》里的描写又严谨得多,而且应该说更有趣和生动一些。”

而近些年来,陈应松也要求自己写出多样形态。“我说过,60岁之前我为别人写作,60岁之后我为自己写作。所谓为自己写作,就是写出自己渴望的新的形态、新的文体的长篇小说。所以从《还魂记》开始,我把散文、诗歌的元素融入进长篇小说中。当然,文学还是有规矩的,我的表达叙述还是有章法。在《森林沉默》里,我依然坚守我一贯的写作立场,关注现实、关注生态、关注人自身的生存现状和命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陈应松表示,他想写下几近于传说中的森林和人群,通过写他们的生与死,模拟其中的历史与现实。“我牢记蕾切尔·卡森的话: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

2

竭尽全力追求的真实,支撑了全球化视野的呈现

相比而言,二湘笔下的远方更具全球化视野。恰如评论家张莉于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二湘长篇小说《暗涌》新书分享会”上所说,和很多作家喜欢写生活琐事、儿女情长不同,二湘在她的这部小说里,写了很多迥然不同的地方,包括埃塞俄比亚、喀布尔、硅谷、深圳等等,这些地方通过爱恨情愁的方式凝聚在她的笔下,给我们的感觉如此遥远又如此切近。“看完二湘的书,我常有种新鲜感,就像眼睛吃了冰淇凌一样。这个新鲜,跟作家是‘80后’、‘90后’还是‘00后’没有关系,而是她的文风、理解力是新鲜的。”

而所谓的全球化视野,并非一个人到过某些地方,或者在这些地方生活过,把他的见闻感受写下来就能简单获得的。在张莉看来,一个作家走到某个地方,和那里面的风土文物凝成一体,他的心灵世界和情感方式也发生变化。相应地,读者也能跟着作家的描述,感觉自己也成为那个地方的人,这才算是具有所谓全球化视野,而不是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中国人心灵世界和情感方式。“从二湘的写作看,这种视野已经内化在了其在她的骨子里。”

某种意义上,二湘竭尽全力追求的真实,支撑了她全球化视野的呈现。二湘表示,为了写这部小说,她做了无数的访谈,查了大量的资料。她亲自去小说写到的这些城市体验感受,给每个城市找了一个专家审查所写细节是否准确到位,最后,还请了两个朋友从头到尾通读审稿把关。“这是一部非常费心力的小说。一次次受阻,一次次卡壳,一次次陷入叙述的泥淖,找不到方向,然后一次次把自己,把文字打捞出来。对这些城市的感受,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无论哪种,我都试图从多方位感受这些城市,努力捕捉城市的细节,感受这些城市的声音和气味,感受它们的光亮和阴影,感受它们的沉浮和叹息。”

惟其如此,二湘才最大化写出了小说的真实感。以张莉的理解,这种真实感,又是与小说人物的命运感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有高于现实生活的地方,并将其表达出来。当代社会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人生的虚无、焦虑,以及无以言表的疼痛。在《暗涌》里,二湘写出了人们内心的无可皈依,但又不甘心如此的心境。所以男主人公需要走遍山川大河,不断地寻找真实的、比‘我’更高贵的那个‘我’,这个过程恰恰表现出当代人精神的疾苦。”

3

在小说里处理理论不能处理的经验性的东西

或许,一个作家只有远离故乡,才能真正理解故乡。李云雷也是在离开乡村很多年后,才开始在写作中频频回望故乡。他笔下的乡村曾是很多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乡村日渐凋敝,曾经的故乡也就成了远方。

摆在李云雷面前最切实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从乡村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新时代背景下,他该怎么面对和回应复杂的乡村问题。毫无疑问,李云雷没有把乡村当一个封闭的角落来写。相反,如青年作家甫跃辉在日前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行的“李云雷小说研讨会”上所说,李云雷总是将很普通的乡村故事和特别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给人感觉他笔下乡村里的个体,不是活在某一个村里,而是活在中国,乃至活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纬度里。“他的小说《暗夜行路》说到苏联解体的事。李云雷把时代外在巨变导致人内心的那种变化写活了,他在小说里没评说苏联政权怎么样,他只是客观地写这个事。这样的写法让你觉得,哪怕你再卑微,你仍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活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小角落里。”

事实上,就像青年评论家王小平说的那样,眼下乡村有很多意识形态的牵缠,作家很有可能会把写乡村变成一场思想的探索或争论。“李云雷选择了一种极度贴近生活的方式,他用少年的、抒情的调子来写,用现在乡村书写中很少见的纯真的视角去写。也因此,我们看到了他笔下第一人称‘我’的温情和善良,看到他的没心没肺。这里面其实有一种很朴素的信任,就是李云雷相信,仅仅依靠这种没有装饰过的感情就可以打动你。这种单纯的信任也的确特别容易打动人。”

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种朴素,让作家徐锦江为之感动。他说,李云雷虽然熟悉中外文艺理论,也熟悉各种写作流派,但读他小说集《再见,牛魔王》《到姐姐家去》里的小说,会觉得他写作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炫技,只是朴实无华,娓娓道来。“他这么写可能是为了贴近过往的生活,他的小说真实、真切,他笔下的故事都好像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他的小说也大多都有一个‘我’,这个作为叙述者的‘我’,讲述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似乎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这个‘我’用同一双眼睛在看世界,这双眼睛真切、真诚,可能这一点让我感觉到他讲述的故事很真实。”

显而易见,李云雷写的小说要“小于”他对世界的整体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并没有将他对世界的看法纳入小说中。这是因为他在小说里处理的是,那些理论不能处理的经验性的东西。“我们研究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十七年时期主题先行的小说太多了,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或者想法、思考进行一些淡化。但由此我也可能回避了一些矛盾,我或许应该用一种文学化的方式把我的思考带进来,但我还没有想出能将我的思考和小说结合起来的方法。”

李云雷之所以在写文学评论之余重拾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在与年轻一代沟通时受阻。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种很好的沟通的方式。“我发现很多我们熟悉的事物,包括听过的歌、看过的小说,我都很难和比我更年轻人去交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和我们的子女那一代,冲突和经验的不可沟通性可能会更强烈。这时,我就想到,我们成长时期经历的那些经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而我这一代成长的这40年,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变化最剧烈的40年。因此,我就有特别强烈的冲动,想在小说当中把我经历的某些时代经验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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