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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书写,作家如酿酒器一般处理现实

时间:2018-11-26 09:50      来源:文学报 郑周明

在新媒体发展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幕出现在1895年第一部公开放映的无声影片《火车进站》的现场,观众被银幕上呼啸而来的火车吓得四散奔逃。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更多新媒体刷新了大众的感官体验,从有声影像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在每一个时代,新媒体都代表着背后技术的飞跃进步以及人类经验的叠加累积。然而相比技术带来的文化生活新经验,在人文艺术领域,知识资讯虽然得到了爆炸性增长,但思想与观念并未与此高速同步。文学艺术创作在经历20世纪现代主义的创新之后,依然不断回望过去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最终把创新融入进传统之中,被进一步充实的现实主义观念回到了21世纪初的文艺中心。

对今天的作家而言,如果要问在新媒体时代坚守文学的信心来自于何处,那么基于上述背景的观察思考便是其中之一。见证了太多新事物,作家反而“会关注更有难度的写作,会去从事、实践和尝试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最有难度的写作,可能是表现人性与环境这二者之间不断对应的关系,是这个过程中反复演变的道德及思想面貌。文学用以推动人文素质的提高、人的健全等最难以改变的部分,才是最有意义的”。在近日新一期由思南公馆与本报联合承办的思南读书会上,主持人、本报编辑张滢莹与评论家南帆对话“新时代、新经验、新书写”时,作家张炜对新时代如何呈现新书写给出了回答。

时代变化的快速更迭投射在文学界的现象之一,就是人们不断追问,“90后”乃至“00后”作家起来了吗?前辈作家是否产生了与此相关的焦虑?评论家南帆笑称自己常常被问到类似问题,他说知识资讯的快速流动当然给年轻一代作家提供了更好的阅读经验,他们成长很快,但更年长的那批作家并未因此而退场,相反他们的创作热情和能力越来越旺盛,新作不断,这才是更良性的文学现场。而文学界对年轻作家写出大作品的期待也似乎加重了彼此的焦虑,这种急迫感无疑与外在的资讯技术变化过快相关,南帆则会反问,文学史上当然有许多作家是在很年轻时候就写出了代表作,但是回看像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等世界级的作家的创作经历,其实表明了是否写出重要作品与年龄没有对应关系,人类历史背后会有许多坚如磐石的东西,写作的求索之路也是如此。

在27岁就写出小说《古船》的作家张炜对此有更深的感触,每当他不断重读文学经典时,就会感受到文学艺术的进步之缓慢,每向前走一步,都耗费了后来者无法想象的天赋和探索勇气。而对于不同年龄写出的作品,他感觉年轻时有其特别的灵气、朝气和勇气,及至中年则在思想和技术层面有更好的积累感悟。在张炜身上,文学界既看到了一个高产的写作者的良好状态,也看到他的写作从早期成名代表作到近年“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出炉再到今年新作《艾约堡秘史》推出,呈现了他更为成熟的文学思想表达。

从张炜和南帆观察看来,当下时代给了写作者许多新经验,也自然推动了新书写的方式,比如网络文学的兴盛,不仅造就了庞大的写作群体投身于网络文学之中,为大众文化生活带来新的阅读体验,也触动了一部分传统作家吸收了这样的经验和表达,让创作变得更多元包容。与此同时,以更严格的文学理想来说,文学艺术的特质或者说魅力也在于它自身有其顽强和求真的一面,张炜对新书写有着自己的理解:“新的书写不是全面适应和跟从网络时代的表达习惯,而是以更顽强的实践,确立更高和更严苛的语言艺术标准。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不可能置身事外。今后需要努力去做的,其实是怎样面对席卷而来的文字沙尘暴,开拓出一片片语言和文字的绿州。要越发苛刻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文字,一句咬住一句地写下去,是前进而不是溃退,缓慢地、一步一步地抵达。”南帆也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尤其是思想方面,并非是线性逻辑在前进,往往是不断回旋前进的,借助文艺复兴来重新整理自己的传统思想,并和当下时代新素材、新经验结合起来,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中去思考去书写,以此推动形成更高远的创作。

这无疑对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文学挑战,许多年轻作家都曾表达过这样一个疑惑,他们面对太多的文学传统经验和新经验,如何跳脱出来思考成为了一个难题。南帆以电影《黑客帝国》《碟中谍》举例说,人工智能和虚拟技术未来将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经验和体验,写作者从现在就应学会保持敏锐反思,“科学和经济正在改变这一切,我们应该恢复哲学的敏感程度,对于这些问题开始进行思考。”张炜对于当下写作面貌也表达了担忧,如果写作者一直被物质和技术压迫人与人关系这个层面所吸引,那么显然割裂了一些更大的问题和思考,“精神方面的叙事在我们今天这个网络时代、物质时代、娱乐时代几乎是停止的,文学杂志上发的作品几乎都是物质叙事,很少关乎到精神叙事,很少关注到生命未来关系到谁,这种追问太少。”

这也导致张炜近年读得较多的作品是非虚构作品,特别是像托尔斯泰写的自传和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写的《雨果传》这类作品,在他看来,新时代的新书写,无论面对什么新素材,作家依然要保持这样一种和生活的关系:写作不是简单地把现实生活压碎组合,而是像酿酒一样发生化学作用,作家本人就是那个酿酒器。这让人联想起诺奖作家I.B.辛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问及当时的新媒体对文学产生了何种影响,他如此自信回答:“没有任何一台机器、任何一部电影,可以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做过的事情。好的文学,不需要对技术有任何恐惧,恰恰相反,技术越多,对人脑在没有机器的帮助下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感兴趣的人,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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