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前沿
首页 > 前沿 > 正文

新世纪“中国文学”期待复兴

时间:2018-11-07 09:17      来源:文艺报 刘涛

20世纪是“新文学”时代。

1902年,梁启超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推尊小说,希冀小说承担育新民的大任。当时经学体系逐渐崩溃,故欲新小说,使小说成为经学之替代。1905年,王国维《人间词话》已有“优美”、“宏壮”“关系”、“限制”等语, “原道、征圣、宗经”云云不再言之,思想资源与《文心雕龙》《艺概》等颇异,宗西端倪已见。1917年,胡适作《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作《文学革命论》,贬中国文学崇西方文学,举起文学革命大旗,吹响号角,遂兴起新文学。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显示出“新文学的实绩”。郑振铎作大量文章,提倡新文学,抨击黑幕小说、武侠小说。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工农兵文学”。之后尽管有各种流派和文学形式,但皆为新文学内部之变。又因有“新文学大系”出版,有文学史出版,有体制保障,有经费支持,有高校人才输出,遂新文学成一统。

当然,上世纪并非惟有新文学。“中国文学”与新文学相摩相荡,二者既有竞争,亦相互融合,也有消长。“中国文学”这股“执拗的低音”一直存在,只是有时声音甚小,未必听得真;有时乔装打扮,或附着依附,未必认得清;有时被压抑,未必看得见。

上世纪国运总体颓势,于是有新文学。本世纪国运逐渐复兴,当有中国文学。

可戏仿胡适、陈独秀二公,比较新文学与“中国”文学异同。新文学是贬中崇西的文学,是“原道、宗经、征圣”体系破碎、新的经典体系尚未建立的文学,是欲小说承担经史之任的文学,是“不得已”的文学,可行于特殊时期,但终究力小任大。中国文学是崇尚中国主体性的文学,是逐渐建立起“原道、宗经、征圣”体系的文学,是充分吸收新文学长处、客观评判新文学不足的文学,是重新认识中西文化大传统的文学,是文学回归其本体的文学。

新世纪虽只开头,但目前,国家、文学界欲形成一股复兴中国文学的合力。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刊发。讲话第四部分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强调中国精神的重要意义。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发布,第三部分为“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2017年,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这些都传达了国家所倡导的核心:中国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学要以中国精神为灵魂,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时代与时代的文学风貌有异,个人与个人的文学风格不同,关键原因在于知识结构有差别。新文学的知识结构有所偏差,对于西方文化有盲目崇拜,对于中国文化有莫名鄙夷,故对于中西文化大传统缺乏深入认识与整体理解。李长之认为,五四对于西洋文化还吸收得不够彻底,对于中国文化还把握得不够核心。新世纪以来,文学界有人相对客观、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化,逐渐向中国传统寻找资源,形成了创作的思潮,呈现出不同于新文学的知识结构。

近年,一些作品突破新文学格局与趣味,或向中国传统文学致敬,或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学主题的现代翻版。

《繁花》作者金宇澄描述上海和上海人的今昔生活,其笔下的市井生活琐屑却真实。对市民而言,日常生活就是如此,哪有那么多“传奇”,不过就是家庭、工作、吃饭、喝酒、出游、赚钱,偶尔春心荡漾一下。日子一天一天流水般过去,人也就老了。这些细节,因为“繁花”之名有了一以贯之的道。很多古典小说通过不同的故事反复述说“花开花落”的道理,但此调不谈久矣,金宇澄复谈之,意外成功。《繁花》中女性光鲜亮丽,流水席里欢声笑语,花团锦簇,觥筹交错,然而一朝宴席散尽,鲜花枯萎。可是,几个人听得进?谁能在繁花之际,作花衰时想?谁能在天堂中看到地狱,谁能在地狱中看到天堂?

张学东自述:“仁、义、礼、智、信、爱、恶等均相承于一脉,是人脉的根本。我始终认为,这些最本源的为人处世之道,正是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后的国人亟待倡导和遵从的。因为,在那些特殊年代人人避之惟恐不及,而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又追名逐利无暇顾及。” 此为《人脉》之志,他试图探讨“人脉”之本,希望人能动之以礼。然强调“情”,忽视“智”。以情易智,此正小说家视野,由此可知张学东得与失。

新文学的典范形式是长篇小说,作家不写长篇会被认为有缺憾。中国文学应有丰富的文学形式,各有所长。近年,有实践“中国文学”的作品成绩斐然。

蒋一谈《庐山隐士》《截句》《给孩子的截句》,似《世说新语》,似古诗。蒋一谈写“止语”,都出自他自己的体悟,或出自身边朋友的经历、历史人物的教训。蒋一谈把体会到的火焰、证悟的境界写出来,为“止语”找到合适的形式。《截句》无标题,内容两三句,皆是对世界、人生的观感。

马笑泉《巫地传说》结构如《儒林外史》,虽似长篇,实同短制。“我”既是故事主角,也是这片“巫地”、“传说”的记录者,还承担小说叙述者的功能。《巫地传说》共分6部,每部写两三位奇人。

东君经历了较长的先锋文学阶段,近年向中国古典寻求资源。他抛弃了先锋文学的形式,作品呈现冲淡平和的气质。其《苏薏园先生年谱》,叙事形式别开生面,以年谱形式记述苏薏园先生一生行迹。

什么样的时代精神,造就什么样的人物。文学通过塑造人物,表现时代精神。时代风气一变,文学形象亦将有变。近年,文学作品出现不同于新文学的人物形象,可谓时代精神变化表征。

任晓雯《好人宋没用》视野在家庭范围,父子兄弟夫妇伦理是小说重心。简言之,宋没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其妇德无亏,其妇言无夸,其妇容不冶,其妇功有成。观其一生,宋没用深具“三从四德”的品质,可谓节烈之妇。此恰是五四时期所批判的女性形象,任晓雯却视其为“好人”。五四时期认为的“好女人”在今天值得反思,五四认为是愚昧的人今天被当作“好女人”。

鲁敏不满足于写常人,而试图描写高人,此类小说有《伴宴》《不食》《逝者的恩泽》等。《伴宴》写“乐”,写民乐沦为伴宴,似有“礼崩乐坏”的感叹。《不食》似要写庄子“藐姑射山人”之类型的高人。

中西始遇之际,中国文人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信”。利玛窦来华后,李贽曾往见,度其来意,以为利玛窦欲“易吾周孔之道”乃痴人说梦。始论中西学术关系,大都以为西学源于中学,“中原失传而被撰于西人”、“西学实源于西法”。清末之际,清政府战事节节败退,又因西学东渐,遂有张之洞“中体西用”说,试图折中。西学澎湃而来,五四时终成主导,经学瓦解,成为“整理国故”之材料。在此思潮之下,中国故事成西方理论注脚。新世纪以来,随着对西学的深入认识和对中学的再认识,随着中西实力之消长变化,民族文化自信渐恢复。在此形势之下,文艺界亦出现新情况:化西之举亦时有。譬如,王晓鹰的中国版《理查三世》和王绍军的豫剧版《朱丽小姐》等。

王晓鹰以中国戏曲演绎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在此剧中,中国元素不是猎奇符号和外在标签,并未浮在表面,而是贴切融合。中国版《理查三世》何以能达成如此效果?因有导演、编剧、演员、舞美等勠力同心,以中国哲理阐释之,中国舞台呈现之,中国戏剧结构贯穿之。亦因莎翁此剧在较深层面与中国经典有契合处。理查三世等王之间互相斫杀,颇似春秋时期父子兄弟相残。莎士比亚《理查三世》与《春秋》相似,分析《春秋》所蕴含的哲理,以中国方式表达,也不觉得隔膜。

《朱丽小姐》是斯特林堡独幕剧,西方世界曾以戏剧、电影等形式演绎。王绍军以豫剧表现《朱丽小姐》,闺门旦角演绎西洋姑娘,西方贵族家庭变成中国大户人家,中国形式讲述西方故事,竟也别开生面。少女少男思春,惹出是非风波本中国戏曲常见,故以豫剧表演《朱丽小姐》就不觉陌生。

这些作品都试图以中国精神解释西方故事,以中国形式讲述西方故事,竟不觉二者有冲突,亦不觉二者不恰适。究其原因,一是因因为东西文化有相通的地方,西方故事与中国故事有共同性,中学与西学可通约,本不必对立。二因中学可阐释西方故事,与西方生活世界也不隔膜。中学应具备更宏大的志向,不能仅只局于一国之学,而要能以中化西,以中国精神阐释西方。

编号: 辽ICP备05007754号 通讯地址: 香港马会资料 沈阳市大东区小北关街31号 邮编:110041 电邮:lnzjw200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