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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纷繁时代,青年写作缺失了什么?——江苏苏州举行青年创作交流与对话活动

时间:2018-09-07 14:57      来源:文学报 傅小平

当下青年作家所处的时代,正如作家范小青在日前于江苏苏州举行的 “青年创作交流与对话活动”上所说,是一个既好又不好的时代。说它好,是因为这个时代纷繁复杂,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给写作提供了开阔的空间;说它不好,是因为这个时代非常多元,诱惑太多,对青年作家能否安于书桌构成了极大的考验。

但对于热爱写作的青年作家来说,写作也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前不久网上流行一篇文章叩问道: “写作是一种最酷的生活方式,你同意吗?”范小青欣然道:写作是所有工作当中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因为吃饭睡觉,你都在想着它,你可以把一辈子所学所思所感都用到上面去,这还不够酷吗?但酷的另一面是残酷。 “因为你一旦喜欢上了写作,你一辈子就在里面了,你一分钟也不会忘记写作。就像穿上了传说中的红舞鞋,穿上以后就得不停地跳,直到有一天你跳不动了。”

这其实也谈不上残酷,最为残酷的是,热爱舞蹈的舞者,穿着红舞鞋跳了一辈子舞,却没能摸到舞蹈的门道,更谈不上求得其中的真谛。写作同样如此,不少人或许写了很多年,却还是徘徊在写作的门槛外面,不得其门而入。或者,当他们以为自己到达了某个旅程的终点时,却蓦然间发现,自己兜兜转转,其实还没有真正出发。唯其如此,才更有必要发问,当代青年写作是否缺失了什么?又当如何让既酷又残酷的写作有美好的文学起点?

警惕缺乏个人性、异质性和现实感的写作

对于写作而言,真正的文学起点,往往不是从答案,而是从疑惑开始的。正如评论家杨庆祥所说,重要的是,是否以一颗赤子之心开始写,写作又要解决什么样的困惑?只有带着无解的困惑去写,我们的写作才能呈现出复杂的意义。 “而要是放弃了对一些疑惑的提问,就很可能会变成圆滑的写作,或是机械的、无意识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最后一定会被淘汰,并且很快被淘汰。”

而带着个人疑惑的写作,通常是有个人性的。以杨庆祥的观察,当代青年作家最缺的就是个人性。他直言,对近段时间读到的一些 “90后”作家的作品感到特别失望,因为他们的写作,太像老年人写作,是如此的规范,如此的老实,如此的娴熟,看不到写作的基本出发点在哪里。 “沈从文、鲁迅、张爱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但从这些作家身上,我们看不到。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会出现好的作家和作品,但一定不是目前这样的状态和形式。他们中间也一定会出现能为我们欣赏的那种异质性的东西,因为异质性太重要了。”

以2014年的阅读印象为例,评论家金理表达了同样的失望。那一年,一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以很大的篇幅推出一个青年创作的专号。这个专号让金理感觉,制式非常单一,面貌也很贫乏,倒像是非常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大联展。在整个2014年,倒是贾平凹的 《老生》等,给他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相比而言,余华等一批作家先锋文学的专号出场的时候,和主流文学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这些原来应该最具活力的青年人,却是裹足在教条当中。这是很不应该的。这般同质化的起点值得我们警惕。”

然而,异质性很多时候不正是青年的代名词吗?但实际的情况就像杨庆祥说的那样,这十几年来,资本和权力越来越集中,以致不放过任何一个事物。在如今文化工业的背景下,资本和权力甚至会变成有形的手,伸向文化或文学,把异质性的写作这样一种在现代社会里最具有个人创造性的存在抹平。最后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会发现,自己有意无意地被引导,被打造成大IP,以及各种媒体式、静观化的写作设置。这些设置或许会造就一个作家,但很多时候,却会是把他们带向一个可能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和理解的境地。“所以,我的感受是,这几年的写作,我们被一种非常虚假的存在感所包围。而我们自己也会认同这样一个存在感,就像我们把镜子里面的自我当作真正的自我。从而丧失了现实感。”杨庆祥说。

需要警惕的,或许还有别的因素,影响现实感的匮乏。评论家岳雯表示,如今依然看到大量的小说是新闻的变体,就是一个明证。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认识生活的方式已经被新闻媒体所规约和制约了。新闻制约着我们如何想象现实,已经成了我们感知现实、面对现实和书写现实的唯一路径,这样会导致我们对现实的了解始终是隔膜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我们太过执着于书写很多小的现实。我们要明白,生活真实和文学真实是两码事,哪怕是在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你一模一样写到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在你的小说里已经发生了变形,变得不那么真实了。我们执着于局部的现实,把每一个局部放大,认为这就是现实。但有可能在我们对局部进行描摹的时候,我们已经放弃了现实,我们和现实已经产生了距离。这也是写作中现实感匮乏的一种表现。”

具体到苏州,作为宜居城市,同时也是深具人文传统的城市,青年作家们或许如范小青所说,在传承文化上非常用心,但打开思想的维度欠缺一些。也或许如评论家曾一果所说,容易在舒服中写作,会相对忽略与复杂现实的关联,并且因为传统主义和地方主义有着强大的力量,让他们比较难摆脱地方性。 “从时间的层面上看,苏州青年作家较少转换视角,也难以对现实有多元的理解。”

不能不指出的是,正如金理所说,在我们这个进行着持续转型的大时代里,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这里面哪怕是一件小事,背后也可能负载着巨大的重力,也因此,尤其呼唤有现实感的写作。 “现在经常听说,现实走在了艺术前面,然后又推导出一个结论,现实已经是千奇百怪,很离奇了,写作只要如实反映这个现实就可以了。我觉得这真是个很奇怪的论调。我认为,越是那种创造力平庸的作家才会满足于简单的复制现实,匍匐在现实面前。”

现实主义的匮乏与文本创新的懈怠有关

切实的问题在于,当下写作该怎样反映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当下写作尤其是青年写作,在现实书写的层面上难以让人感到满意,才使得无论从主流,还是民间层面,都出现了回归现实主义的呼声。

但现实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化的概念。不同代际的写作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亦如评论家王尧所说,是有差异的。“陆文夫老师应该说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对写作非常开放和包容。好多年前,我有一次悄悄问他,你看苏童的小说怎么样?陆老师说,这不是现实主义。”

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现实主义作品,或是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这可以争论。但现实主义给人感觉,重在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就像金理所说,重提现实主义,给人感觉就像是支持创作站在形式创新的反面。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形式的更新意味着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法和视野的更新。 “就像文学先锋意识的死亡,往往关联着一种关于世界的想象力的终结。我们今天看青年作家的创作,看到那么多贫乏单一的作品,还有一些青年作家把青春怀旧当作一种乡愁,不能不说都跟文本创新的懈怠有关。”

视野的更新,则在某种意义上源于作家有没有非凡的洞察力。在岳雯看来,是否有现实感源于人是否智慧,源于作家是否有洞察现实的能力。 “我们之所以读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小说能帮助我们建立现实感。当小说不能提供给我们这样的现实感,也无法校正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无法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广阔人世的时候,小说的危机就发生了,这可能是今天小说面临的最重要的危机。”

以岳雯的理解,一个真正有现实感的作家,观察世界,往往会有很多不同的机位,他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打开不同人的内心,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解。“当然,现实感可能也和时间有关,它也许来源于历史感,是否能把今天的现实和过去,以及和未来连接起来,才是保证我们有现实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让评论家房伟感到困惑的是,如何让青年作家的创作,建立起与有关历史的联系。“‘50后’、‘60后’作家,无论他们在作品中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都能对历史做出回应。但青年作家的写作就比较缺乏历史感。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进行的是个人化写作,但个人和历史从来都不是一种截然割裂的。从这个角度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反映出个人和大历史的碰撞,展现出我们独特的力量感,这对于我们的写作是一个考验。”与此同时,房伟认为,对于青年而言,要更好认识现实,对写作还需要有一种提升,并对现实有一种高度的判断力和概括力。

青年写作应避免 “被引导”和“被规范”

话虽如此,要做到在写作中融合历史与现实,或许是比较困难的。评论家刘大先认为,我们面对的现实不只是物理世界,或量子力学的现实,还有生活现实、心理现实、我们情感认知的主观现实,还有技术手段带来的虚拟现实,等等。说到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融合了的现实。 “怎样通过文学的方式,把这种融合表现出来?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文学作为一种最具个人化的艺术形式,依然具有很多的可能性。相比而言,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往往是话语主宰了一些东西,没能表达出真正意义上的个性。”

以评论家徐刚的理解,要表达出这种个性,有赖于在更大的维度上反思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写日常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当下执着于写日常生活,却有可能让青年写作陷入到某种趣味里去,因为今天的日常生活比较封闭,不和社会总体发生相连。青年作家写日常生活,就会陷入到家庭内部的情感、欲望的叙述框架之中,很难有超越性的视角。以徐刚的理解,个人化也曾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如今却成了无意识写作惯性的体现。“很多青年作家为了体现自己的个人性,写创伤,写疾病,写孤独,以为这就是最大的现实,以至于无节制地把主体的情绪投射进去,从而形成了情感的偏执,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歇斯底里的现实主义。”

由此,徐刚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某些观念,虽然在当时对文学起了推动作用,如今却可能起了反作用。徐刚举例表示,先锋文学把语言和形式提到了空前的地位。 “我们对于新文学形式特别熟悉,在某种程度上,得归功于先锋文学所做的文学普及工作。先锋提供给我们的营养,可以说已经内化到我们今天的文学之中了,但在成功解决了怎么写后,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反思写什么。”

然而现实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各式各样带有倾向性的奖项,也对 “写什么”带来了影响。评论家何同彬表示,作家书写的现实,往往是有选择的现实,是等级化的现实。 “一些奖项公布后,就有作家分析,写什么题材,得奖率80%,他们就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去写,以后就会出现很多类似的写作,这是被规范和引导的结果。”

也因此,青年或青年写作,一方面需要被规范,或被引导,更需要得到支持和帮助。比如,苏州市文联、作协近年来就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如开展青创交流会或读书班,实施文学创作导师制,文艺人才扶持机制、评奖机制适度向青年作家倾斜,签约青年网络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奖励激励青年作家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更多优秀作品等,加大对青年创作人才的培养力度。但另一方面,青年写作更需要警惕“被引导”和“被规范”,正如杨庆祥所说,青年写作要是一味被批评家的话语,被媒体的话语引导,并因此放弃个人性的维度,是非常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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