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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期《民族文学》
 

《红灯笼》:在积极的叙事中发现意义

 
周景雷

一位叫作薛七婆的农村母亲在丈夫不幸遇难后,接过丈夫手中的红灯笼,接送双胞胎儿子郑小灯、郑小龙到镇里上学,后来兄弟二人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学;同时她还由己及人,继续看护、接送村人孩子读书,并使这两只红灯笼变成了照亮乡村教育的一对明灯。尽管后来两个儿子在他们的路途上各有遭际,但薛七婆始终未曾放弃“擦亮”灯笼。这是周建新在他的中篇小说《红灯笼》中所讲述的一个有头有尾的富有意味的故事。

一般而言,讲述了一个有意味的故事的小说一定是一篇好小说。当然,这个有意味的故事,既包含了面向外部世界的热烈和激情,也包含着回缩到内心的沉静和省思。前者我称之为积极的故事,它依托着一连串的有着直接逻辑关系的情节不断把故事推向终点;而后者则为消极的故事,它在省思和潜在的逻辑搜寻中延宕着内心的思绪。把一个小说中所要讲述的故事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并不是说故事有好坏优劣之分,而是标示着写作者在面向现实和表达现实时的不同路径。这其中的“意味”当然也就附着在积极和消极之上,有的需要仔细咂摸,有的就是自然流露。周建新的《红灯笼》显然属于前者。

从故事层面而言,小说着力刻画了薛七婆在丈夫因意外去世后,独自抚养一对双胞胎儿子并使他们成长成才,同时也描写了薛七婆力所能及,以一对红灯笼相召唤,帮助村人的孩子接受教育和看护他们成长。很显然,小说的主旨并不是要表达我们惯常所熟知的这类题材所应有的伟大母爱,刻画一位母亲如何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哺育后代的故事,而是通过日常传奇性的叙述去描述一种历程以及在这种历程中一种普遍性的精神存在。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小说从来不刻意描写所谓的苦难。虹螺山里的张相公村落后的交通是造成薛七婆人生困难的根源,薛七婆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辛酸与劳累也本应成为人生不易的最好谈资,但显然小说并没有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下去。与前些年所谓的底层写作相比,《红灯笼》的轻盈甚至带有欢快色彩的调子一下子就把小人物主宰自己命运的坚韧性和含蓄性释放出来,克服了底层写作中那种不断下沉的哀怨和戾气。对薛七婆而言,即便到了晚年,当郑小灯客死他乡、郑小龙身陷囹圄之后,她也仍未在苦难上有更多纠缠,显示出了一位具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普通母亲的淡定与从容。从写作上看,作者的这种隐匿苦难的处理方式更多的还是来自对日常生活的体认,无须刻意做苦难宣泄。当然在我看来,也是来自对流行的叙事习惯的克服,当我们不再把苦难作为人性展示必要手段的时候,文学和人性就会在另外的层面上获得意义。二是小说不在物质层面做过多的描摹,没有陷进精致的物质想象中。按说,对于薛七婆这样一个家庭以及他们所身处的环境里,物质层面的渲染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种渲染也有助于在某种比照中深化批判的力量。但周建新并没有这样简单处理,他放弃或弱化物质层面的渲染并不是就彻底放弃了这种批判性,只不过是处理得更加巧妙。比如,小说非常认真地描写了薛七婆、郑小灯、郑小龙母子三人吃饸饹面的情节,每一次都谈到了饸饹面的价钱及薛七婆的内心状态。我们不难发现,三次吃面,甚至包括第四次并不完整的吃面经过,本身就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叙事线索,在这一线索当中,既有薛七婆的困苦、母爱和尊严,也更有作者所表达出的对物质力量和社会现实的批判。除此之外,小说中基本没有其他有关物象的描摹。这样处理,显然是基于在中国文化中,“吃”这一概念和行为本身所包含的丰富意象能够给人们带来诸多想象。因此,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看到,《红灯笼》其实是一次精神写作。三是小说时时处处闪耀着以热爱为核心的温暖的光芒。这是我在故事层面能够为这篇小说所做的最后概括。这种热爱,既有本能的迸发,也有文化的塑造,两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生动、活泼和流畅的生活图景。薛七婆接过丈夫手中的红灯笼供养两个孩子读书成人,在小灯、小龙兄弟读大学和工作以后,仍然擎着灯笼照亮村里其他孩子的求学之路,这里交织着薛七婆由自爱到爱他、由小爱到大爱的从本能出发而终至自觉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也是由村支书张守成、镇中学校长陆纯坦等人共同支撑完成的。小说中刻意强调了作为农村传统女性薛七婆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身份属性,我认为这种强调是颇有意味的。一方面,作者让我们看到在知识与文化(素养)分离日渐加深的时代,我们急需一种拯救,而薛七婆正是这样的拯救者(按照这种思路,可以说,郑小灯最后放弃研究课题也是一种对知识和文化分离的拯救,而郑小龙的犯罪恰恰就是知识与文化分离的恶果)。另一方面作者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日渐衰落的乡村文化中仍然有一种非常温暖的东西在支撑着和延续着它的精神。

通常来讲,叙事作品的叙事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命运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二是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为故事的成长提供资源。不同的写作者和不同的写作主旨常常在两者之间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大体上都是以人物带时代,通过挖掘人物身上的时代烙印来呈现人与时代的关系。这在《红灯笼》中并不例外,作者也注意到了将人物的命运嵌入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逻辑中,通过人物的心灵轨迹来展现时代与自身的关系。但在这篇作品中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作者试图通过薛七婆以及张相公村这样一个小小的视角来全面呈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比如,作者用极简的方式刻画了寥寥数人,除了状写薛七婆之外,小说中有名有姓地写到了郑小灯、郑小龙、村支书张守成、镇中学校长陆纯坦、张守成孙女张小芳和无名无姓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饸饹面馆老板娘。在这一组人物中,他们都按照各自的线索和逻辑从小村或小镇出发向外辐射,有的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有的在中央部委担任高职,有的将生意做到北京城,当然,也有的一直居乡守成……这种辐射过程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也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表现。这种写法,从小切口进入,然后不断扩大,使小说本身具有了开放性的形状。再比如,小说还善于利用关键的事件作为时间节点来推动和延续叙事的发展,而这些事件却又在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小说虽然起笔于三十年前,但却回溯到了新时期的高考制度的恢复,然后用闲笔不经意间交代了“新千年”和“金融危机”等事件,这些既是我们在理解小说时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坐标,也是我们理解人物与时代之间紧密关系的线索,是人物依附于时代和社会的重要载体。

灯笼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不同样式和颜色的灯笼寄托了中国人对不同事物的想象和祈愿。同时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下,灯笼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属性还可上升为一种精神性的引领。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中国文学创作中历来不乏以灯笼为重要意象的创作,在当代作家中,我们几乎找不到没写过或描述过灯笼的作家。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写到过灯笼的作家都为灯笼赋予过重要意义,但这也恰恰说明,灯笼作为文化符号的泛在性以及中国文学创作扎根大地的现实性。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周建新的这篇小说以《红灯笼》为名,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文化表现的自觉性和自信性,即使在城市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文化自觉和自信仍然在延续着。正如前面我在讨论薛七婆形象时已经指出的那样,薛七婆是一位不大识字的农村女性,但她所秉持的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感和伦理观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愈加坚定。

但在这篇小说中,红灯笼还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代表了信念,红灯笼就是初心和使命,这成为小说的灵魂并充盈在这篇小说的整个创作中。首先,小说起笔于薛七婆从丈夫手中接过的红灯笼,止笔于三十年后进入老年的薛七婆对红灯笼的擦拭呵护。期间,无论是身处异国,还是居于都市,她念念不忘的就是红灯笼。她不断向世人昭示红灯笼所具有的示范意义,即使在送学的路上马路已经修得平坦,千家万户已经灯火通明,举在手里的红灯笼永不放下。小说刻意交代了薛七婆坚守信念的动力来源,那就是丈夫郑阿大在遇难后手里仍然死死地攥着红灯笼,而薛七婆也正是凭着红灯笼才找到了丈夫的遗体(双胞胎兄弟名为小灯、小龙也寄予了某种理想)。这一情节的设立,为我们理解薛七婆的初心使命并由此向整个社会层面释放提供了艺术源泉。其次,薛七婆还把红灯笼所表征的信念向外播散,也就是说薛七婆并不是将红灯笼所聚拢起来的和释放出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局限在一个人或者一家人身上,而是向外辐射,造福乡亲。张相公村的那些受教育的孩子之所以能够前赴后继,相继成长成才,正是得益于这对红灯笼的引领,这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升华了红灯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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