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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2019年1月2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
 

阳光与成长

 
吴玉杰
  韩光的中篇小说《白雪歌》(《海燕》2018年第二期)书写了一个农村高考生第二次落榜后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围绕父与子之间的对抗与和解展开叙事。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父与子的矛盾冲突、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差异,还有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小说的故事从作者的故乡——辽西边地的泥土中自然生长,带着大地的气息,以高密度的细节和超鲜活的语言复现自在可视的生活。
  “白雪歌”,是文学里的阳光,也是作者生命里的阳光。它预示着“我”的成长,也是自由可感的精神生活。由此,文学里的阳光哺育而生的成长故事——《白雪歌》自身也散发着阳光,充盈着正能量,昂扬着积极向上的审美质感。
  这是一篇耐读的小说,以传统叙事方式讲故事,七个部分环环相扣、彼此依存。但它不是靠华丽的语言和跌宕的情节吸引读者,而是以土里土气的泥土味儿召唤读者。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带着作者对于农村的最原初的记忆,也饱含对逝去青春的追忆。无论写什么,作者都离不开他作为战士的生存经历与生命体验。确实如此,一写到和部队、军人相关的内容,他的思路瞬间展开,语言自然流淌。
  卫平——“我”高考落榜之后,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被苦难击垮,没有投入金钱欲望圈,而是从内心升起另一种不服输的强力,彰显出挑战命运的执着韧性。高考落榜之后的“我”回乡务农并不满足现状,在“偷偷”阅读的文学经典(路遥的《人生》《唐诗三百首》等,尤其是镇文化馆郑馆长推荐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夜晚的写作磨练中寄托情思。他虽遭父亲百般“阻挠”,但坚持自己的选择。在郑馆长的支持下,“我”在写作中不断进取,提升自我,先是应考初中语文教师,最后应征入伍,完成生命的升华。
  韩光喜欢说一句话,“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干啥的”,写作是他的精神故乡。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作者与人物的精神同构性。小说里的“我”酷爱文学,白天在田里劳作、夜晚在炕上写作,并坚持认为,自己除了做田里的农活之外,还要找到自己的精神故乡。“我”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的现实生活,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是“我”一辈子的理想追求,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方式入侵、干扰或破坏的。
  为了“我”这个文学里的阳光青年,作者植根泥土,不断打磨,在细节中表现冲突,在细节中洞透心理。虽然作者可能对于父子冲突、母子情深的细节“沾沾自喜”,但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小说中最成功的细节是这两个,一是“我”去郑馆长家第一眼看到书柜的细节:“我用目光一个个地抚摸着书名,贪婪得像个财主在年终数着金钱,眼睛都看酸了,才将所有书柜里的书名浏览了一遍”。二是郑馆长讲完孙女故事之后的细节,郑馆长“透过葡萄叶子的缝隙专注地望起了天空”。前者表现“我”的“如饥似渴”,后者表现郑馆长对于孙女的选择感到无奈和痛苦,但又怀有希望。
  《白雪歌》中的细节带给读者很强的感染力,而动词的妙用更加突出文本的鲜活与动感。“扑”“拱”“刨”“射”“拽”等动词,源于作者的乡村经验,更得益于作者的文学性表达。与这些动词相连的乡村土语、俗语、日常用语被文学化、审美化,让读者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这些动词犹如一个个闪光点在文本中跃动,连缀成一幅幅动感画面,增强了作品的审美质感。
  《白雪歌》负载了作者太多的情感与思考,诸如乡土记忆与军旅生涯的对接、创作转型的“灵魂冒险”等,但文本的核心在于文学里的阳光与成长,让我们触摸到原生状态的审美质感,见证高扬的生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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