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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贞甫:努力做一个干预生活的作家

时间:2019-05-22 11: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对文坛来说,滕贞甫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说熟悉,是因为他早在1978年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80年代曾创作了一大批与改革紧密相连的小说,短篇小说《远东第一犬》获首届东北文学奖,堪称文坛老将;但又因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思想宣传和纪检工作,似乎游离于文坛边缘。但是多年来,滕贞甫始终没有忘记文学初心,文学是他情感的港湾,先后出版长篇小说《鼓掌》《腊头驿》《儒学笔记》等作品。进入新时代以来,他的创作开始侧重生态,写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在滕贞甫看来,长篇小说需要积累和沉淀,是一个写作工程;短篇小说需要才气和敏感的嗅觉,而随笔则是思想火花断断续续地绽放,需要机智的文学语言。最近,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滕贞甫的新长篇《战国红》,是一部全景式描绘乡村精准脱贫工作的画卷。作品以辽西贫困村柳城村为背景,塑造了扶贫干部村书记陈放、农村进步青年杏儿等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表示,《战国红》是表现新时代重大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主旋律题材与文艺精品创作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忙碌的行政工作不可能保证有大块时间专司写作,更不可能佳作连连、著作等身,我的写作就如同时代大潮中的一个音符,浩瀚的生活是我的创作之源,忠实地记录历史是我的责任。”滕贞甫说,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努力在做一个干预生活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您在1983年就开始写作,早期的创作是什么状态?

滕贞甫:1975年,我还上小学,读到了浩然的《西沙儿女》,由此爱上了云飞浪卷的西沙,爱上了魅力无穷的文学。和很多文学青年一样,在朦胧诗弥漫文坛的80年代初,我开始在大学里写诗歌和散文,并没有涉足小说。

中华读书报:《战国红》融入了您两次扶贫工作的切身体会。听说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并非一味的支持。是什么动力支撑着完成这部作品?

滕贞甫:没有近距离接触扶贫工作的作家或许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个题材,这是因为隔阂导致的陌生感。其实,抛开其他问题不谈,单就让贫困人口脱贫过上小康生活这个愿望和目标来说,没人能否定,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所说的善事,文人之笔,抑恶扬善,我作为一个曾经在扶贫一线工作过的作家,不为这些做善事的人们画像、立传,会心中有愧,因为这些扶贫干部在贫困地区所付出的辛苦、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无法预料的,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中华读书报:这部小说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滕贞甫: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塑造新时代农村新人形象。当下的贫困乡村,已经不是李双双、刘巧珍时代的乡村,互联网消弭了闭塞,梦想不再是一部分人的专利,把新时代农村新人写活、立住,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众所周知,乡村文明面临挑战,乡村凋敝触目惊心,这种情形下写一个眷顾并留在乡村的女孩子,颇有点逆水行舟的艰苦,需要篙长帆满,定力不减。

中华读书报:这部小说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滕贞甫:理想,是想象力的落脚点。作家是靠想象力来写作的,我也不例外,作家在写某种不可能时,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则来构建世界。我的创作充满了理想主义,我对未来和世界充满美好的预期,保持愉悦,永不失望,笔不蘸污泥浊水,画不可恶紫夺朱。

中华读书报:杏儿和李青,被称为“柳城双璧”,这两个女孩聪明善良冰清玉洁,一个富有才华能够写诗,一个出污泥而不染,有经营头脑。尤其是杏儿,对海奇的思念写得含蓄、羞涩、纯洁又刻骨铭心。这两位女性身上集中呈现了中国女性的所有优点,能谈谈您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的体会吗?

滕贞甫:孟繁华先生有个观点,把女人写活了,小说就立住了。我赞同这个观点,一部文学作品,最让人难忘的往往是女性形象,《红楼梦》中妙玉笔墨并不多,但读后会令人产生无尽联想。我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写满,留下充足的空间。我在《刀兵过》中写止玉是这样,在《腊头驿》中写朱成碧是这样,《战国红》中的杏儿、李青也是这样,读者心中自有五颜六色,如何成画,就靠自己的感悟了。我认为写女性的爱情还是含蓄一点有味道,太恣肆了让相当一部分读者受不了,中和之美,美美与共,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不能不考虑。

中华读书报:传说中的红衣喇嘛离开柳城村时留下了一个魔咒,这魔咒让柳城穷困潦倒了三百年。小说围绕如何破咒展开叙述,“魔咒”在小说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既可以层层推进叙事的节奏,也有悬念的意味,同时又为内在逻辑关系的紧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对于“魔咒”好像也有不同的看法?

滕贞甫:“魔咒”并不迷信,我国很多地区的贫困是源于生态,而生态中水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小说中没有涉及宗教,红衣喇嘛的“魔咒”也是生态之咒,红衣喇嘛因为阻止砍伐麻栎树被抓走,从此下落不明,柳城因为生态严重破坏,变得干旱贫瘠,这是符合自然逻辑的,没有任何迷信色彩。假如鹅冠山树木葱茏、蛤蜊河水不干,柳城村民就不会因为饮用喇嘛眼井水而氟中毒,女人也就不会患腿疾。喇嘛咒只是预测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的一种结果,不幸的是这一结果变成了现实。驻村干部绿化了荒山、引进了自来水,等于找到了破咒的密码,柳城自此走出了三百年梦魇。

中华读书报:这部小说,没有扶贫经验的作家是写不出来的,只有走马观花的体验生活也写不出来。这是一部真正深入生活的心血之作,而且小说中融入了总结出来的各种扶贫工作经验,比如“实打实,心换心”,不仅对于文学界、对于政府工作也非常有价值。但是也有难处,一不留神就可能写成非虚构。所以想问问您,在处理实的经验和虚构方面,您是如何把握分寸的,有何独到的经验?

滕贞甫:《战国红》中所有的矛盾冲突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我在创作时力求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如果写假了,驻村干部们一看就会知道,这就消解了作品的感染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就说督察组检查扶贫那一段,现实工作中很多单位都遇到过这种困惑,所以杏儿才说,检验爱情的标准不能只看情书,情书写得再好,一点实际行动没有怎么行?关键要看实际。督察组过于看重材料的规范,不是A4纸打印扣分,手写的会议记录扣分,记录中有个别错别字也扣分,这样的督查结果挫伤了扶贫干部的积极性。可以说,我在创作中不回避矛盾,敢于触及矛盾,把扶贫工作真实的场景奉献给读者,让读者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中华读书报:小说结构很讲究,尤其“一波三折”一章,把扶贫过程中来自消防、林业检查等遭遇和尴尬也呈现出来——您很在意小说的叙事技巧?而且能把创作艺术和实际生活结合得天衣无缝。

滕贞甫:其实,小说最高妙的技巧是看不出来的技巧,看出来了,说明巧而不妙。小说构思当然要缜密,但叙述起来最好是朴实自然,像溪水自然流淌,一部作品,开卷读起来轻松,掩卷想起来沉重,这是我追求的一种写作风格。我个人不太接受花哨的和模仿译介文字的写作,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那样写,文学的百花园应该百花齐放,哪怕是颇有争议的彼岸花、狼毒花,也应该允许人家绽放。

中华读书报:陈放爷爷临死前交给陈放平安扣,并对陈放说:“辽西不富,死不瞑目。”而陈放临终前,又将平安扣交给了杏儿,这种传承以及“不忘初心”的崇高理念,也非常巧妙的融入叙事;作品不仅写了驻村干部的作用,也写了本村干部的作用,最后杏儿也成长起来。为什么会有如此独具匠心的构思?

滕贞甫:我在产生写扶贫题材冲动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战国红,而且在写作中战国红三个字总是映照在脑海里。文学切忌说教,它应该以具体的意象来表达情感,我细数过辽西许多特产,唯感战国红最能入眼、入心,我对这种玛瑙有种一见倾心的感觉,我知道,有了战国红,小说的龙骨有了,在这条龙骨上造就的船,一定能行稳致远。可以说,是战国红成就了这部小说,它像“初心”一样不可替代。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插入的一些诗歌,都是您创作的吧?朴实隽秀、符合人物性格。您能谈谈诗歌创作方面的体会吗?这些诗歌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滕贞甫:我在四十年写作生涯中头一个十年主要是写诗,小说中杏儿写的诗要符合她的身份、性格和思想,所以我在写作这些诗时是花了一些脑力的。让杏儿写诗,是受了西部一个放羊老农写诗的启发,那位五十多的羊倌一直坚持写诗,并在《诗刊》上发表,这说明,诗歌不是骚人墨客的专利,底层的小人物也有梦想,诗本身决不嫌贫爱富。

中华读书报:“战国红”在小说中有何寓意?

滕贞甫:战国红是一个象征,代表着吉祥、梦想和富裕,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陈放爷爷心里,战国红是一种责任和托付,在海奇心里,战国红是一种情感期许,在刘秀心里,战国红是美好的爱情,总之,感谢辽西出产了战国红,它让我这部作品拥有了灵魂。

中华读书报:小说结尾,必须要写陈放去世吗?特别悲壮。能感觉到您希望体现扶贫工作的艰辛,但是必须要这么处理结尾吗?

滕贞甫:我也不希望陈放牺牲,写他下葬砾石岗我是眼含热泪在敲击键盘。但我很清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牺牲在扶贫一线的干部多达百余人,他们就是“这一个”或“那一个”陈放,陈放的牺牲,与“血化碧”的典故相呼应,苌弘三年鲜血化碧是忠臣义士,陈放生命换来战国红昭示家国大爱,很抱歉,我也只能忍痛这样结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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