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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蜚《娜样红》:揭示爱与信仰的力量

时间:2018-12-19 11:59      来源:《文艺报》 赵宪臣
  爱和信仰的力量一旦构成对生命的支撑,就会使人在完成使命、抵近心中理想的过程中义无反顾、无畏前行。这是我阅读鹤蜚的长篇谍战小说《娜样红》之后,所获得的最深切感受。
  一段时期以来,有关谍战题材的作品已成为关注的热点,一些擅写谍战题材的作家麦家、海飞的小说及影视剧颇受读者、观众的喜爱和青睐。在谍战大热的背景下,再涉足这一领域,没有在内容和手法上的出新、创新,很容易让人想到跟风炒作、步人后尘。但鹤蜚的《娜样红》显然不是在凑谍战题材的热闹,她小说里的谍战确切地说应该属于地方革命史的一部分。按照作家的说法,早在她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大机车》的时候,在大机车史志上发现了大连早期一位女共产党员曾经在大机车工作过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不到20个字的文字记录,却引发了作家的好奇,给了她创作灵感,萌发了要写一部红色谍战小说的想法。也就是说,鹤蜚的这个谍战小说多少有着历史的依据,也完全是作家灵感的产物,并非受任何风向的影响。
  以爱和信仰作为小说表达的核心,是鹤蜚创作《娜样红》的基本定位,尽管这个核心定位,在其他谍战小说中也普遍存在,但鹤蜚不想绕道而行,因为信仰信念之于革命是个永恒的话题,她乐于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和言说这个永恒话题。她的方式就是深入到了人物心理世界之中,把人物的怀想、追思以及片刻的闪念连贯推出,以心理活动推进情节的走向。这部小说的心理叙事足够强劲,强劲到了结构起整个作品。
  小说头绪繁多,却因为抓住了人物心理这个关键,并随时以叙事相配合,再多的头绪也被作家梳理得清清楚楚。小说重点围绕着两个好姐妹安娜和唐娟的各自经历铺陈展开,写安娜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平凡的江南女子成长为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唐娟又是如何与安娜一起出走,却在无法把握的命运中,走向了与安娜敌对的营垒。对安娜来说,她的成长与共产党员夏贺功密不可分,正是在夏的感召和影响下,安娜毅然投身革命,并在危急关头送出了重要情报。夏贺功之于安娜既是恋人、丈夫,又是革命信仰的启蒙者,是爱和信仰的力量让这个平凡的女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举动。就安娜的情感经历来说,她与夏贺功的相遇相知,是所遇遂所愿,是两个革命者在共同信仰中的生死相依、戮力同心。相反,她的表妹唐娟虽然也是为寻爱而出走,但她却是遇人不淑,她所寻找的那个叫朱沉潜的人,以投机的心态加入革命营垒,被捕后贪生怕死背叛了组织,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加之在寻找朱沉潜的过程中唐娟与国民党特工头子的一段交集,使不谙世事的她泥足深陷,最后成了心狠手辣的女杀手。
  就人生的走向来说,安娜的自身行为印证和揭示了爱和信仰的力量。唐娟的所做所为深潜着命运的偶然以及无法把持的无奈。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都有着各自清晰的心理变轨,两个人物的面目也有鲜明的呈现。这得益于作家在小说中设身处地为人物着想,在深入人物心理时,怀着包容之心去写好人物,即使聚力于书写反面人物的唐娟,也决不脸谱化地去写这个人物,而是把她放在当时的处境中,尽量放大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和包容,让人物按自身性格的逻辑去走属于自己的路。
  在精心对待每一个人物方面,《娜样红》做得十分周全,小说中除了主要人物之外,陪衬人物也不少,对这些次要人物,鹤蜚没有掉以轻心,也给足了人物的心理叙事,一些匆匆一现的人物像警察队长肖天飞、典狱长三谷贞吉,以及地下组织负责人寒潮等,都有自己的心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样处理的结果使这部谍战小说中的人物虽然走马灯似的来去,却个个丰满有神。
  小说中的心理叙事说白了就是心理和叙事的交融,因为作家处理起这种交融得心应手,自然带来了应有的阅读效果。读这样的谍战小说,既能感觉到人物心理的波澜起伏、躁动不安,也能仿若身临其境地体验到故事情节的紧张激烈、峰回路转。在这样的感觉和体验中跟随小说走,就像是踏上了一段惊险的旅程,对读者形成冲击和刺激在所难免。
  《娜样红》虽是聚焦地方革命史的小说,但其人物活动的空间却没有局限在某一城、某一地,这也是谍战小说的一种遵循,人物活动空间的延展和扩大,将为人物提供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上演更多的精彩。检点小说人物的活动场域,这部小说呈现了一个圆点,也就是从大连——江南小镇——上海——北平——莫斯科——大连。小说更突出了大连这个城市特色,以及这个城市在革命史上的动人传说,读罢让人们记住大连,并唤起对大连革命岁月的追怀与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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