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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恩波:给小人物鲜活地造型——我看话剧《一句顶一万句》

时间:2018-10-18 09:04      来源:辽宁日报
  要在舞台上呈现出原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魅力,注定是一条难走的路。刘震云的这部作品磅礴大气,声势夺人。有人说他写出了中国人的百年孤独,有人说小说的视角具有“国风”的眼界,也有人断言,作品讲述了人生“出走”和“回归”的大主题。但是,走进剧场,我们从一开始就被女主人公的心灵独白深深撼动,“我叫曹青娥。我本不该姓曹,我应该姓姜;本也不该姓姜,应该姓吴;本也不该姓吴,应该姓杨……”听其声,河南方言,一口中原大地的乡音;观其样,弯腰伛偻,是岁月煎熬出的劳动妇女的生命典型。戏剧与小说不同,戏剧是演出来给人看的。所以调动起所有的手段和形式去完成作品的主题立意,传递人生和艺术的特殊况味,就成了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价值标尺。
  编剧和导演牟森这一次并没有以先锋戏剧回归者的面目出现,据说北京的观众走出剧场,说该剧“太主流了”。实际上,年轻时的叛逆和另类,恰恰为一个人中年的艺术走向踏实和厚重感准备了另起炉灶的机缘和可能。我们没有必要以《零档案》和《彼岸》当年呈现的先锋戏剧视野来要求今天的牟森。我觉得话剧《一句顶一万句》是生命的史诗、灵魂的雕塑,更是小人物命运的精彩剖面图。
  围绕着曹青娥和儿子牛爱国两代人寻亲的故事,戏剧生动淋漓地展现了中原大地上众生的奔逐跋涉、动荡不安以及起落沉浮的人生百态,那种悲欢交集的命运感,人如浮萍又离不了本根的归属感,都印证了乡土中国百年历史中底层人的人心、人情和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在艺术审美的表现力和辨识度上的对位取舍。
  评论家李敬泽曾说,“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这种感觉是贴靠的。刘震云的小说是人物长卷,人物的出场,是一个人物带出另一个人物,循环往复,环环相扣,表现在情节上也是层层波澜,起伏跌宕,而要将那么多的人物、那么丰富的情节展现在舞台上,即使删去了若干旁枝末节,但要保持基本的主线,夯实原作的那种大格局、大气象,也的确绝非易事。
  应该说牟森在话剧舞台整体考量上的呈现还是显露了大手笔、大气魄,满台的人物调度从容有致、不疾不徐、拿捏精准、水到渠成。该剧始终把生命美学的视点落实在对小人物在大时代和大历史的断面所形成的命运聚焦点上,从而弱化了年代感、岁月感,而把人性的起伏、人情的冷暖、人心的莫测,如同风俗画一般展示出来。剧中出现的那些地点,如沁源、延津、咸阳,恰恰与主人公曹青娥、杨百顺(也就是吴摩西),还有牛爱国的被拐卖、寻亲等主体故事形成了奇妙的对位。“为了一句说得着的话,为了一个说得着的人,寻过七十载时光,仿佛命中注定的前世今生,命运轮回的前因后果”,而那句话是什么,对于几位当事人来说,也是谜题,也是迷津和迷梦。反正,那一句能顶一万句,能让苦闷压抑的人生焕发出重生的光彩和喜悦,值了。
  由于人物众多,故事线条繁琐,这次牟森在舞台造型上使用了歌队的样式。当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穿针引线,画龙点睛。歌队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戏剧的流程里,成了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点评历史、勾勒人物、渲染气氛的艺术酵母。中国戏剧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复兴和归位中曾广泛运用了歌队的形式,成为一时的时尚。牟森此番以歌队演故事,衔接人物,简化情节流程,点染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是有意识地对上世纪80年代戏剧艺术之道的致敬和接续、重温和洗礼。而这与原小说的以说书人一样层叠式推演而来的人物出场脉络,恰恰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照和对比。
  人物活,戏才能活。话剧《一句顶一万句》,之所以动人心脾,举起要旨,除了形式上的探索,还归因于那些人物群像的生动、鲜活、亮丽。如果说,时代和历史在其消失之后,就变成了尘埃一样的东西,那么人物的声音、体温和个性就是借助它们、透过它们而发出的光亮。
  应该承认,牟森是这个时代难得的造型艺术家。他懂得他的人物在什么样的舞台上才能发亮出彩。说句心里话,一开始,在台下听着不大清楚的河南话,看着那些有点儿老旧刻板人物的出场,心想,这导演无非想表现那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已经被人表现过千百次的国民性而已。但是看着看着,就觉得该剧承载了更多的东西。那是生命的谜题、信仰的拷问、人性的复杂追踪、人物鞭辟入里的传神刻画和书写。杨白顺的逆来顺受、曹青娥的不由自主、牛爱国的执拗不舍、庞丽娜和老尚情投意合的孟浪私奔,都引领着我们如痴如醉地进入戏剧艺术时空的编织和营造里,为之流连叹息和叫绝。
  粒米成箩,滴水成河。作为一部大戏,那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积累叠加,而能形成表现力上的综合发酵,离不开细节场面的打磨和淬炼。有一场戏是展示牛爱国对老尚和庞丽娜私奔的窥视,以致想报复他们的复杂心态和心情,当牛爱国在舞台一边看着颠沛流离的老尚和庞丽娜互相搀扶着、吃着烤白薯,你一口我一口互相推让着,那刻骨铭心的动人爱恋,战胜了一切礼教的束缚和羁绊,而闪烁着人性的光彩。而这一幕与后来牛爱国与章楚红在酒醉里的生命狂歌如出一辙,实际上又迥异其趣——爱了就是爱了,但爱了怎么来了(了断和了结)却是当事人的难题和困境。刘震云在小说里主要写的就是这困境,这中国人千百年来相沿成习的人生之窘态、人性之考量迂回的症结。在小说中,那个饭馆的胖老头儿是这么安慰失重的牛爱国的,“啥事总有个了,看长点儿,心就宽了”。其实,牟森的戏,其戏眼就是凡事一了,人心就宽了,但后边还有潜台词,了了,也就没戏了。所以,无论曹青娥,还是牛爱国,最后都想弄明白点儿什么。亲人在生命告别之际,留下的最珍贵的说法是什么?那一句是什么?
  其实,那天坐在台下,看着台上那些角色的生命铺排,在颠沛流离、猜忌拷问中的呼喊与悲鸣、安慰和推让、守望和寻找,你会想到,牟森是要给那些小人物一个灵魂的出口。他们的存在,构成了大理石一般的历史回声,构成了艺术书写的另一种滋味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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